文/杜光辉     摄影/赵伯涛

作者简介：杜光辉，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海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6部长篇小说、3部小说集、2部散文集。在《当代》《人民文学》等刊发表中篇小说84部、短篇小说37部及散文等。

客居海南三十年，走遍这片树叶状的岛屿，无论都市、小镇、偏乡僻野，有人居住就有喝茶的地方，称之为茶坊。

海南人讲究喝下午茶，称之“老爸茶”。意思是闲居在家的老爸们，午休起来就跑到茶坊，要上一杯茶，谈天说地，打发人生暮年。

在海南待久了，就知晓喝茶的场所分档次，最低档次的叫老爸茶坊，上点档次的才敢把茶坊前边的“老爸”去掉，直接叫“茶坊”，最高档次的叫咖啡厅，那是舶来的名称。尽管社会共识没有规定什么档次的人，到什么档次的地方喝茶。但人民币有“规定”，囊中羞涩的人，断然舍不得花钱朝咖啡厅跑，你拥有的人民币告诉了你属于什么档次。腰缠万贯开奔驰穿皮尔卡丹的老板，轻易不会混迹于老爸茶坊，要是被生意伙伴看见，脸面丧失是小事，人家不在生意合同上签字才是大事。也不会有身穿名牌、进口香水四溢的美女光顾老爸茶坊，她们都是上午睡觉，下午喝茶，但不会喝老爸茶，多半被老板请到咖啡厅，在那里培养出了感情，晚上营业。更不会有身穿正装、衬衣塞进裤带、皮鞋擦得铮亮的人们出现在这里。

曾经那么几年，我供职的学校给了创作假，居住在海口市五指山路，旁边有个叫龙舍坡的地方，路口有个福元茶坊。我每天写到五点半，头昏了，眼花了，高速旋转了一天的脑浆凝固了。就在妻的陪同下，步行五百多米，来到福元茶坊，选一张空桌坐下，点两杯红茶，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夜幕初上，才离开茶坊。说到茶资，我都不好意思给人说，一人一块钱人民币，这也是我们每天都到那里喝老爸茶的理由。要是到高档咖啡厅，一杯哥伦比亚咖啡要一百多块，两个人就得两百多元，敢去吗？

到老爸茶坊喝茶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即使不是街坊邻居，也面熟。走进茶坊，招下手，点下头，就算表示了礼貌。要是遇到老茶友，径直走到人家的茶桌跟前，到旁边拖个凳子就坐下。早来的茶友立即给服务员打招呼，再来一杯红茶。

光顾老爸茶坊的人，大都穿着过时的T恤衫，盖过膝盖的大裤衩，露着十个脚趾的拖鞋。还有的提着竹筒水烟袋，一个抽过，递给下一个，一圈抽过，再抽下一圈。还有的把茶桌变成牌桌，不打牌的人就围着茶桌神聊。老爸们不知道男女明星的名字，不知道现任的美国总统是谁，知道的是张家长李家短。

话说过来，不让老爸们说他们听见看见的事情，他们能说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水门事件，更说不出与他们屁关系都没有的康德、罗素？

老爸们嘴上说着，手也不偷懒，在身上搓，汗渍渍油腻腻的皮肉上，搓下一条一条黑垢，柔软，油润，有人摆在茶盅旁边，欣赏自己的战果。还有得了脚气的老爸，脱下拖鞋，在脚趾缝里抠，舒服得嘘嘘吹气。旁边的人熟视无睹，没有厌恶也没有欣赏。

这里看不到装腔作势，看到的都是率意、闲适、坦诚、本真。

这个圈子外的人，会指出老爸们一箩筐不是，不文明呀，不卫生呀，不关心时事政治呀等等。但是，他们忽略了重要一点，他们讲的这些与老爸们有什么关系？

我本是陕西农家出身，十六岁当兵，当兵前都没穿过内裤，不知道冬天给棉衣里套件衬衣暖和。夏天跑到井边打桶水浇到身上，算是洗澡。北方农村的孩子，一冬不洗澡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身上脏得发痒，手搔不上，就把脊背对着树干蹭，酷像散养的猪蹭痒痒。入伍后是青藏高原汽车兵，当了六年兵洗了七次澡，其中一次是新兵集中时洗的。常年驾驶战车在冰雪高原上奔跑，天不亮就发动车，半夜还在途中挣扎，哪来的热水洗澡？部队不收粮票不掏钱的饭菜养活了我六年，也养活了我身上的虱子。我没有养胖，却肥了虱子，绿豆大小。不驾驶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捉虱子，手伸进棉衣一摸，准摸出一个虱子，两个大拇指甲对着一挤，一摊污血连一堆晶亮的虮子，粘在指甲盖上。冬季军政训练回到营房后就是捉虱子运动，一个班的兵围着火炉，摸出一个朝炉子里一扔，啪的一声细响，宿舍里就有了皮肉烧焦的煳臭。

或许有读者质问，你写老爸茶坊，怎么写起你的人生经历了。我只是证明，我的青少年比老爸们还不讲卫生，没有资格厌恶老爸们的生活习惯。

到老爸茶坊去的趟数多了，就越来越习惯那里的氛围了。有朋友约茶，我都提议到老爸茶坊，弄得朋友都不好意思：“我请您喝茶，怎么能到老爸茶坊？”

我说：“到了老爸茶坊精神肉体都能放松，何必跑到咖啡厅装阔佬，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改革了，开放了，淳朴醇厚的古风中融进了市场的气息。于是，老爸茶坊除了喝茶，还增加了交流信息、洽谈项目的内容。一些中介天天泡在老爸茶坊，出了这个茶坊进那个茶坊，见了这拨人又见那拨人。这个公司批了项目弄不来资金，哪个公司有资金却没有项目，都是他们关注的内容。

前些年，有钱的老板除了坐奔驰，还要掂个“大哥大”，像个黑色的砖头块。买不起“大哥大”的人就恶心他们，打架不需找砖头，直接用“大哥大”砸过去就摆平了。这些掂砖头的老板，还嫌自己的知名度不高，掏钱在报刊上登上一张工作照：大班桌、皮转椅、手持“大哥大”做通话状。唯一的缺憾是嘴唇紧闭，让读者感觉很假。更假的是市面上出售的假“大哥大”，外形绝对以假乱真，十块钱一个。于是，满街的人都用上了“大哥大”，边走边高喉咙大嗓子地通话。旁边的人就乜斜着他们嘟囔：“装什么阔，就是白送你一个大哥大，一分钟一块五的通话费，你掏得起吗？”都没有想到，还没过几年，来喝老爸茶的人，都拿上了手机。连拾破烂的老大爷口袋里都揣着手机，“BP机”没有了，公用电话拆除了，谁在这个时候还把手机叫“大哥大”，谁就土得掉渣被人耻笑了。

我和妻还是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出现在老爸茶坊。一天，我们的邻桌坐着几个喝老爸茶的人，其中一个拿出一本杂志，封面上登载一个老板用“大哥大”通话的照片，对着旁边的人瞅了一阵，说：“这个封面上的人是你？”

那个人拿过杂志，苦笑，尴尬地说：“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呀。”

我觉得能说出“不堪回首”这四个字，也能算上文化人了。

有个人调侃他：“华仔，你觉得那里面的日子好混不好混？”

这个曾经的老板苦笑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里面的日子要是好混，人都抢着吃牢饭啦。”

熟人继续调侃他：“你说那里面的日子不好过，为啥大官大款争着朝那里跑？人住在里面，不掏住宿费，不掏伙食费，比共产主义都共产主义！”

华仔说：“旁人想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像这阵一样，想喝老爸茶就来喝，想喝多长时间就喝多长时间，不需要报告政府，这才是人过的日子！我在里面待了两年，天天都在琢磨，把啥都琢磨透了。只有不想当大款的人，过的才是好日子。”

熟人说：“你这才说对了，咱省上有个大官判了十四年，恐怕他想来咱这喝老爸茶，看监狱的都不批准。”

我跟妻说：“这人说出了人生哲理。人呀，多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等明白过来了，也晚了。”

妻说：“这人坐牢竟坐成了哲学家。”

后来，有人跟我们说：“这个人曾经当过很大的老板，赚了不少钱。后来吃了牢饭，出来后再不朝咖啡厅跑了，天天泡在老爸茶坊。”

这天，我和妻正在闲坐，突然走来一个人，问我：“你是杜老师？”

我说：“是呀，您是……”

“我是文学爱好者，听过你的讲座。我早就注意你了，一直怀疑，杜老师怎么跑到这里喝茶？”

他在这里喝茶的熟人都跑过来了，有人趁机拿走我们的茶单，替我们把茶资付了。

我交了一帮喝老爸茶的朋友，他们没权没钱，不能用权力为我办事，也没能力借给我买房的首付。但有毫不虚伪的尊敬，只要我和妻走进茶坊，他们立即跑过来迎接，搬来凳子放在他们的茶桌跟前，对服务小姐喊：“来两杯红茶，不加糖。”他们知道我血糖高，妻怕胖，不能给茶里加糖。

于是，海南的历史、典故、民俗、风情、饮食、婚丧、嫁娶、百姓诉求，在老爸茶的氤氲里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若干年后，我的长篇小说《适天石》在《红豆》发表，一些海南作家惊叹：“一个陕西来的作家，竟写出了海南农村几代人的生活，比我们这些海南作家都写得好，真不可思议。”

写到这里，刚好海南一位诗人要我给他的诗集作序，我在《漆树村的诗》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一壶粗茶、一碟小点、一双拖鞋、几个老友，从中午喝到傍晚，那种无欲求、顺自然、恬淡适静的人生态度，才是海南文化的真髓。试想，把海南的老爸茶搬到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西安的钟楼、成都的春熙路，会有那么多人来喝？”

突然想起北京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打电话给他，手机里传来病蔫蔫的声音。才知道在半年时间内，他哥哥、姐姐接连去世，他也住了三次医院，对生命已经绝望。

我给他说：“你到海南来，这里的空气、阳光、老爸茶……”

朋友带着夫人来了，上午，他到海边散步；下午，我们陪他喝老爸茶。一个半月后，他觉得身体康复了，就要回北京，说：“海南的空气好，老爸茶坊的气氛好，我在海南捡回了这条老命。”

我问他：“你在北京有套一百六十平米的房子？”

他说：“我那套房子现在值大钱了，一平米都超过十万元了！”

我说：“你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可以得到一千六百万。海口的房子才一万块钱一平米，连装修算下来，三百万不到，还剩一千三百万，利息都花不完。你可以天天享受海南的空气、老爸茶。”

他说：“我还是待在北京好，待在海南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我说：“你都退休了，全国性的大会不需要你起草报告，国家的战略部署不需要请教你的意见。你说的那些事情，无非就是让你露脸的……”

他说：“人呀，哪一天不是为名利奔波？心里都能想明白，嘴上都能说明白，遇到名利就不明白了，拿着性命去拼搏了。”

老友还是回京了，我还是每天下午五点半来喝老爸茶。

我想起曾经写过的一段话：“我们的一生都在名利的粪坑里滚来滚去，猛地洗个透彻的清水澡，就会觉得身上缺少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感到空虚、不适，甚至惊恐、痛苦。只有重新回到名利的粪坑里，再打上几个滚，就觉得那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回来了，恢复了充实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