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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村节

文/杜光辉    摄影/周海玲

作者简介:杜光辉,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6部长篇小说、3部小说集、2部散文集。在《当代》《人民文学》等刊发表中篇小说84部、短篇小说37部及散文等。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社会缺失起码的互助和救济制度,人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只能自救,无法自救的只能束手待毙。人们经过漫长岁月的探索,逐步寻找到以血缘为链条的亲情关系,父母、叔伯、兄弟、姐妹、舅家、姑家、同宗、同族的宗族关系,互助互救,相搀相扶地讨生活度日月,这就是社会学家认为的宗族救助制度。

海南的许多村镇,尤其是琼北地区的村镇,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不是最盛大、最隆重、最受人们重视的节日。最受重视的是村镇自己的节日,外地人称之谓村节,当地人谓之“公期”。

海南村镇的“公期”,没有像传统节日那样有统一的日期,每个村镇都沿袭着祖宗先人传下的固定日期,从无更改。于是,每个村镇“公期”的日期都不尽相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几乎每天都有“公期”,不是这个村镇过,就是那个村镇过,但较多地集中在春节过后的正月二月前后。

“公期”分为“大公期”“小公期”。小“公期”活动比较简单:祭过公庙、祭过祖宗,各家各户吃喝过后即算完事,时间只用一天,客人也比较少。

大“公期”的活动十分隆重,时间长达三天,亲戚、朋友,乡亲、甚至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都要想方设法赶回来参加。

距“公期”还有两三个月时,村镇里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就忙碌起来,组建“公期”活动的领导班子,筹措经费,联系剧团。“公期”的经费一般都从村子的公积金中抽取,村民都会踊跃捐献,要是家境不错又不舍捐款,会被整个村镇的人鄙视。也有海外华侨或发了财的本地乡亲,独自或联手承担“公期”的全部费用。所有的村民都视为“公期”捐款是十分荣光的事情,各家捐款多少,都要红榜公布。“公期”结束后,还要张榜公布收入、支出、结余等明细账,接受村镇捐款人的监督,也向村民昭示,为“公期”筹款人的廉洁、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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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期”的这几天,远近乡村的亲朋好友或挑担米,或提吊肉,或掂瓶酒,即使贫穷人家也要抱捆蔬菜,或端筐鸡蛋鸭蛋,在蛋上涂几个红点的标志以示喜庆,跑到有“公期”的村子,和亲戚朋友共享“公期”的狂欢和喜悦,名曰赶“公期”或“看大戏”。来者都是客,办“公期”的村镇人家绝不会因为他们带来的肉贵菜贱,而仰头看富贵,低头瞅贫贱。

看大戏是“公期”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之一。戏分为大台戏、小台戏。大台戏是琼戏,由正规或有相当规模的剧团整本的演出,费用也较高。小台戏是木偶戏,规模较小,通常由草台班子演出,费用相对较少。大台戏有大台戏的特色和韵味,小台戏有小台戏的特色和韵味,茄子豇豆,各有所爱。

戏台都是临时搭就的,搭起来容易,拆起来快捷,在村旁的空地或者宽些的村街上,用木板、竹竿搭成,能挡风遮雨即可。但正规剧院里的帷幕、帐幕、道具、音响、灯光,临时搭建的戏台上应有尽有,一样不缺。

到了“公期”的日子,太阳尚有好高,性急的人家就让孩子们在戏台下边早早占好位置,摆上全家人及亲戚朋友的凳子,画上圆圈。还有一些没事干的老人,干脆坐在戏台下边,眼巴巴地望着戏台上忙活的人,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等着看戏。淘气的孩子们,满戏场的追逐、玩耍,极少受到大人的责骂。还有一些家养的狗,也趁着“公期”的日子,在餐桌下钻来钻去,它们的主人享受着口腹之乐,它们也享受着口腹之乐,吃饱喝足了,就跑到戏台子下边追逐、撕咬,比主人都快活。

第一天唱的大戏,就是“公期”的开幕式。开戏之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村民和所有的亲戚朋友聚在这里,相互作揖问好,敬递香烟,邀约喝酒。还有和村民毫无关系的外地人,也跑来看戏,看“公期”的热闹。热心“公期”的跑腿人,见到他们像是见了亲戚一样,递上一支香烟,问上一声好,手拉上半晌都不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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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也是“公期”中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比一年中任何一个节日都丰盛。有用公款(村民捐献钱)买的鸡鸭鱼肉、膏蟹大虾、生猛海鲜,也有外村的亲戚带来的。村子里有空地的,就把酒席摆在空地上,没有空地的摆在街道上,以席面爆满为荣耀。为难的是赶来参加“公期”的亲戚朋友,吃过了全村的酒宴,还要吃亲戚的酒宴,在这家刚吃了,那家又来叫,腆着圆鼓鼓的肚子走完东家串西家,嘴衰减了吃饭的功能,增添了说话的功能,全为了人情。海南人的酒风极好,从不硬性劝酒,全凭客人随意,醉倒的人极少。那些路过村子的陌生人,也会被好客的主人拉上酒席,殷勤地款待一顿酒肉后方让人家离去,千恩万谢好像占了人家天大的便宜。

祭祖拜庙也是“公期”的主要活动之一。祭祖这天,全村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庙前边,村庙里供奉着开村先族的牌位。祭奠的村人神气庄重恭敬,依着辈分的高低,由高到低,由长到幼,依次上香磕头,不敢有半点嬉闹轻浮。

祭过村庙,村人又回到各家各户,在家中祭拜祖宗先人,灵台前供奉着各种祭品,一家人还是依着辈分的高低,由高到低,磕头进香。

一个村镇,说大点是个小社会,说小点是个大家庭,社会上的修路、办学、挖井,必须全村人商议。家庭里的孤寡老人的救助、贫困孩子的读书,都需要全村人救助。“公期”里也是全村商讨大事的时机,估算捐款的数额,修建村路的负责人,救助贫困的对象,在“公期”里就可以决定下来。

那些久远的时间里,远居海外异邦的华侨,绝对不敢忘记“公期”,不敢忘记生他养他的父母乡亲,不敢忘记滋养他们的那方水土。到了“公期”,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挤出时间赶回故乡,和乡亲团聚,此时此刻远游他乡异邦的游子,才能享受唯有故乡给予的亲情。他们除了和族人亲戚一道祭祖拜庙外,还将在海外挣的钱捐献给家乡,兴建公益事业,建学校、修村路、挖水井、修村庙,扶持家乡渡过漫长的苦难岁月,在乡党面前留下乐施好善的名声。他们返回居住国时,往往带走几个渴望闯南洋的后生,还带走几个女人嫁给在异国站稳脚跟的海南男人。

出走他国的男人女人多了,这些男人女人就被人们称为华侨,生养他们的村镇就被人们称作为“侨乡”。

潮水涨了一次又涨了一次,日子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联系海南和异国他乡的木船变成了轮船,变成了飞机。从三亚飞往哈尔滨的波音飞机都需五个多小时,飞往新加坡的波音飞机只需不到三个小时,海外的游子打个盹的功夫就回到母亲的面前,交通的便捷加大了游子和母亲的互动和往来。

改革了,开放了,母亲给游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供他们施展手脚。他们带着资金、带着项目、带着新颖的经营理念,回到了家乡,过了“公期”,考察投资项目、投资环境。时代又赋予“公期”新的活动内容。于是,大老板带来了大项目大资金,小老板带来了小项目小资金,大的敲鼓,小的敲锣,锣鼓震天,气势宏大。他们在家乡投资办企业、搞开发、上项目,造福家乡,富强了祖国,也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于是,海南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文景观:哪个村子哪个地区的华侨多,哪个村子哪个地方就能快速走向富足。村民说我们沾了华侨的光,没有华侨我们就不能这么快地走向致富;华侨说家乡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没有家乡我们就没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著名的侨乡文昌市、琼海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比别的地方快,与华侨的投资绝对难以分开。而投资的开端恰恰就在“公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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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木版年画 张运祥刻


多年前,我和夫人应当地朋友邀请,前往文昌一个乡村参加“公期”,竟被当地人捧为贵宾,同座的是几个从新加坡回来过“公期”的华侨。吃着海鲜,喝着美酒,聊着大天,他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询问我,国家对海外来国内投资的政策,海外资金在海南的前景。那时,我恰好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供职,担任一家周刊的社长、主编,这个刊物就是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大举措、重大变化。这是我的优势,就给他们讲述了国家、海南对外资的开放程度,整整聊了一天。晚上还不让我们回去,主动给我们开了酒店,在咖啡厅里继续聊他们投资的项目和前景。次日,我又带他们参观了我供职的研究院,给他们赠送了我们编辑的《新世纪周刊》。

一直到现在,我迁居到海南的最南端,也远离了琼岛北部的“公期”。但是,只要有朋友邀请,我肯定会放下手上的工作,前往侨乡。品尝海岛人特有的盛情、好客、豪爽、真挚,参加浓厚民族色彩的既传统又现代的活动,卸去思想负担和精神磨耗,享受返璞归真亲情无隔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