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羽燕，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及其前身，是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分别简称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东省临委、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是华南敌后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曾提到“（广东）其余游击区中真能作战者很少，还是以东江曾生部较强。”东江纵队成立于1943年12月，由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领导，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爱国青年组成，主要活动于东江地区的东莞、宝安、惠阳、海丰、陆丰、增城、博罗、龙门等县及粤北、西江部分地区。

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初创

广东东江，是中共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的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自卫队、壮丁常备队等民众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惠阳县常柏田抗日自卫队在黄皮径伏击日军的行军纵队，揭开了广东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随后，日军侵占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华南抗战正式打响。10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东南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东南特委)，统一领导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2月2日，中共惠（阳）宝（安）工委在惠阳周田村正式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共计100余人及枪械，这是中共在东江地区建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装。1939年1月，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在广九铁路终端和宝（安）太（平）公路沿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两支部队成为东江纵队的前身，隶属于中共东南特委领导。

中共广东省委早在1938年4月成立之际，就根据中央指示，做好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并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过据时任广东省委常委、职工部长梁广回忆，省委部分领导同志在广州沦陷前，对于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重视不够，如在省委会议上，梁广“坚持要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遭到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日军登陆后，因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10月20日，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委托梁广到香港组建东南特委，领导惠阳、宝安、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七县和广州、香港、澳门三大城市的工作。当晚梁广从广州赶赴香港，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商议后，确定了在宝安、惠阳、东莞三县敌后开展武装游击战争的设想。21日，梁广与吴有恒、曾生、杨康华在香港召开碰头会，决定抽派人员到敌后开展武装斗争。24日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组织临时工作组，率领60余人到达惠阳坪山开展抗日斗争，东江纵队由此发轫。

“虎口脱险”——营救香港文化界人士

营救文化及民主人士之举，是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将当时被困香港的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和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安全撤离虎口，并护送往内地大后方的一次重大行动。这一行动，决策果断，筹划有方，部署周密，反应迅速，虽历尽艰险，但无一失误，被茅盾先生称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12月7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急电指示：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而转移到香港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撤出来，经过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游击区转去大后方。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要想方设法保护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撤离港地到东江游击区。9日，南方局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对有关人员撤离香港的路线作了明确指示。廖承志和居港的其他领导同志随即投入紧张的筹划和部署应变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营救工作刻不容缓，必须以最快速度，抢在香港局势变化之前加紧进行。随后立即研究营救工作，明确了营救护送的方针、部署、分工。

1942年元旦，紧张秘密的营救拉开序幕。1月9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开始踏上撤离的旅途。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人换上群众的服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由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途中，他们混在其他难民当中，绕大街、穿小巷，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登上停泊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由廖安祥准备的大驳船。

与此同时，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也从其他集中点被交通员带到这里。11日，他们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东江游击队武工队护送下，沿西线入青山道，经九华径到荃湾、元朗的交通线，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顺利地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进入大帽山区。然后翻山穿谷，经元朗十八乡、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

此外，还有少数爱国民主人士从九龙西贡乘船到宝安的沙鱼涌，再转到惠阳坪山抗日游击基地，被营救进入宝安、惠阳抗日根据地。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李少石等，则由中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长洲岛，再转船至澳门然后经过中山或台山、广州湾等地，转往内地大后方。

在秘密营救中，作为营救重点对象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年老体弱，难以承受陆路长途跋涉的颠簸，因而安排乘船从海路撤离。他们由专人负责被直接护送到海陆丰的马宫港登陆，安全脱险。

就这样，在香港至东江游击区的秘密交通线上，港九地方党组织的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武工队冒着生命危险往来穿梭地奔走于其间，一批又一批地将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大部分由西线安全地送到白石龙。而进入了东江游击区的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又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接待站，陆续地转到了惠州市。尽管在接送途中东江游击队指战员遇到了许多困难，如经费不足、敌情变化、缺粮少药、语言不通等，但他们都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邹韬奋曾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1942年1月，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在白石龙题词：“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经过历时几个月的紧张营救工作，担负直接营救任务的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几经周折，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从日军“虎口”中胜利营救出来。其中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有300余人。这一行动，保护了我国一大批文化界精英，对于进一步密切中共同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系，调动他们积极性起了积极作用。

充分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廖承志，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日军入侵香港之际，东江纵队遂派武工队进入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活动，积极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

香港沦陷后，日军将在香港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等国侨民全部关进集中营。1942年3月，港九大队侦察到一批英军被囚禁在启德机场进行劳役，即派江水短枪队前去营救。短枪队员化装成小贩混入机场，联络好营救对象，从下水道救出英军汤逊上尉等4人。然而，这次营救行动被日军察觉，短枪队转而采取其他方式进行营救。1942年2月至4月，被营救的人士有港英警察，英军战地医院医生，英军海军军官、士兵等人，他们多数由短枪队用船护送渡过大鹏湾经东江抗日根据地，再转送到惠州。

为进一步加强营救盟邦人士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在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国际工作小组在香港和九龙市区设立了秘密联络点，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营救工作。如通过教会的牧师、神父，深入到集中营与战俘及港英官员秘密联系；通过被营救出来的人提供情况，或动员他们写密信去联络其他人，以扩大联络面；派出地下工作人员化装成小贩，与在集中营外劳动的战俘联系，帮助他们隐藏，伺机转移；派出短枪队员乘船到靠近海边的集中营去喊话，或用木板写上英文，随水流入集中营，再找机会帮助他们出逃；布置战俘佯装伤病，住进医院，助其逃走。从1942年8月起，国际工作小组和东江游击队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种种困难，从集中营中营救大批英国军官及各国侨民。1943年4月，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年多的工作中，由我们抢救护送的，除最初与陈策同回的50余人及疏散的20余人不计外，计有英人19人，内有军官7、8人，政府高级人员1人，汇丰银行高级职员2人，义勇军及其他军人数名；白俄1人是无线电工程师；挪威人2名；印度人26名。”1946年7月，英国外交部代表英国政府在下院报告，指出“对东江纵队及其他团体协助盟军逃出香港的服务工作，表示钦佩”。

除此之外，东江纵队还积极同美国等盟国进行合作，营救美国空军飞行员，建立电台，收集敌情（美国第14航空队所需要的情报），提供气象资料和情报等，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初，美军第14航空队轰炸日军在广州、香港的军事设施。2月11日，美国空军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座仓被击中起火，克尔带伤跳伞，降落在九龙山区。港九抗日游击队及时救护，避开日军持续半个月的严密搜查，将他们安全送到坪山东江纵队司令部治伤，伤愈后又护送到广西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同年5月26日，美国第14航空队的5名飞行员驾轰炸机袭击日本运输舰时被击中，他们跳伞降落在大海里，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在大亚湾将他们救起，并安全送他们回到桂林。

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的英勇事迹以及它的战略地位，日益为盟国友人所认识和重视。1944年7月，美国的《美亚杂志》在《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指出，敌后战场的重要性与援助在敌后作战的游击队的必要性，论述了东江纵队在太平洋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肯定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对于盟军在华南沿海作战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积极做好情报工作。为了及时了解日军情况，他们在港九地区逐步建立中队、大队和群众三级情报网，在日军占领区搜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方面的情报。为了加强与华中华南敌后作战游击队的联系，1944年10月，美国派欧戴义博士赴东江纵队司令部，正式要求与之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于10月9日，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13日复电：“你们与欧博士谈话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告，须与延安请示”。

东江纵队根据中央指示，设置联络处，袁庚为处长，主管广东东部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欧戴义联络，交换有关情报，诸如香港启德机场、南头西乡飞机场的图例及说明；香港船坞的图例和材料；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材料；日军在香港的机关、油仓、船坞等详细大幅图样；日军华南司令部宣传计划；日军广州货仓、船坞、工厂与政府机关表册等等。上述各项资料，均成为打击日军的有力武器，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根据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美国空军在袭击日军军事设施时，提高了命中率。美方盛赞东江纵队联络处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卡断广九路中段战斗

1943年冬，日军在东宝地区大“扫荡”失利后，为了确保广九铁路的畅通，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企图修通铁路并连接粤汉、平汉、贝宁线，构成“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其在战略上的颓势。1944年1月，东江纵队派出由队长何通、政治委员黄克率领的独立第三中队挺进广九铁路以东，在东莞县的塘沥、三峰、官井头一带展开敌后游击战，打击日伪军，建立路东根据地，与路西部队相配合，卡断广九铁路中段，使日军不能正常通车。

飞鹰队作战的主要对象是驻坪湖林村一线的日军藤本大队和驻樟木头的山下大队。1944年春节前夕，日军藤本大队在虾公潭村烧杀抢掠，囚禁青壮年，修筑工事。飞鹰队闻讯派侦察员摸查情况，决定在凤凰山打一次伏击战。2月15日凌晨，飞鹰队隐蔽在凤凰山顶的土壕里。早上7时，日军准点出现在伏击地，飞鹰队的机枪、步枪同时开火。战斗很快结束，飞鹰队安全撤离。随后，飞鹰队又在平湖地方党员的协助下，袭击伪平湖区政府，俘虏区长、伪警长以下23人，缴获长短枪33支。经过连续打击，日伪军不敢轻易下乡抢掠了。此后，飞鹰大队解放了清溪圩，使日军修复广九铁路中段的企图遂成泡影。

9月初，藤本大队协同伪军第30师和第40师，对广九铁路进行疯狂大“扫荡”。东江纵队命令飞鹰队出击广九线上的敌人，配合路西部队粉碎敌人“扫荡”。飞鹰队选定天堂围北面两公里石马河铁桥日军碉堡作为袭击目标。为保证袭击成功，他们还特意研制出一枚定时地雷。9月20日，战士们化装成修路民工，在日军外出监工时潜入碉堡，将定时地雷置于床下。待地雷爆炸后，突击队迅速冲过铁桥，肃清附近残敌，进入碉堡搜索，缴获1挺歪把子机枪、7支步枪和一批军用品。

日军数次企图打通广九线，但在东江纵队的不断打击下，广九铁路始终不能正常通车，成为日军眼中广州、香港之间的“治安之癌”。

东江纵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斗争中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000余人的部队。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在敌、伪、顽夹击的状况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积极配合盟军对日反攻作战，营救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籍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参军抗战者达1500余人，英勇牺牲者40余人。从1937年到1941年，南洋救亡总会捐献和筹集资金多达3.8亿元（国币），南洋惠侨救乡会募集捐款约1000万元。1940年以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药品等物资，主要来自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东江纵队在广东东江和北江的广大区域内均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劲旅，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