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家大屋

安徽省建制，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之名，取自于当时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地方：安庆府和徽州府。

浩浩长江进入安徽的时候被称为皖江，而安庆就是一座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城市。人杰地灵，是人才辈出的黄梅戏之都。在这片炽热的神奇地域，历史上曾是激烈搏杀、对抗搏弈的血火战场，上演过远比黄梅戏更悲壮、更惨烈的历史活剧：宋金对峙，五代割据，安史之乱，淝水之战，楚汉争霸……一番番的涤荡，一代代的浮沉……

 安庆学生响应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为反对北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的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的阻挠集合于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提出拒绝和约签字，要求北洋政府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从而演变成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

当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北洋政府镇压的消息传到安庆，立即激起了学生们极大的义愤，安庆各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代表100余人在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报了北京五四学生示威游行的经过，在场学生极为悲愤，痛哭失声，最后决定于5月8日举行安庆学生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斗争。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罢课、集会演讲、政府请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罢市罢工的爱国热潮在安庆蓬勃兴起，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激发了青年学生们改造社会的尝试和探索。经受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一大批中学生响应教育界关于旅欧勤工俭学的倡导，旅沪怀宁（今安庆市）人陈延年、陈乔年等，于1919年底，分批从上海乘海轮启程赴法，一面劳动，一面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濮家老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市政府对其修建，作为建党旧址予以保护（图为建党会议旧址）

安徽省共产党第一个建党地点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濮家大屋，这里不仅是安徽省建党的革命历史圣地、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地方,也是安徽党建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

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进步人士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殚精竭虑，新旧两种思想激烈碰撞。终于在1923年的那个雪花飘舞的日子，诞生了安徽第一个建立最早的城市党支部，堪称历史悠久。从此，星星之火在宜城大地上逐渐燎原起来。

 孝子坊街的濮家老屋

从安庆市集贤门插向东南有一条老街穿过，来到安庆大观区荣升社区，走过一段长长的小巷，再穿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到前面拐弯的地方有个纪念馆，是一幢带有院落的三开间老宅。院子的铁门上着锁，透过栏杆往里瞧，与先前在照片上看到的濮家大屋一样。这里早在1995年就被确定为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在里面开设了纪念馆。

这条老街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孝子坊街，因乾隆年间曾在此立有孝子牌坊得名。而这位孝子正是濮家后人的祖上濮闳中。据历史记载，濮闳中因为用舌头舔好了患有眼疾的母亲的病痛，后来又用丝瓜汁入药治好了母亲的腹胀。濮闳中为了治疗父亲的疑难杂症，一直不肯放弃治疗，直到父母亲相继离开，濮闳中便在墓边搭简陋小屋，一守多年，没有离开半步。守墓期间陆陆续续种下的小树，几年下来，葱葱郁郁长成一片大林子，被当地人称为孝子林。乾隆皇帝听说此事后，大为感动，亲书匾额，并下旨建孝子牌坊。

原建孝子牌坊高约11米，宽约8米。主体由4根石柱、3根横梁搭建而成。有一个正门、两个侧门，雄伟的造型体现了当时的孝子坊的恢宏气势和壮观景象。从史书记载上了解到，老安庆城牌坊不少，但为孝子而立的牌坊，这应算是最有名的一座了。

这样一条洋溢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街；

这样一幢浸染着安徽儿女忠孝传奇色彩的老宅；

岁月青睐它，注定要成为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者。

1923年，安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全国最早的团组织之一。

1923年12月，安徽城市共产党的第一缕曙光就从这里升起。

濮德治与安徽城市第一个党组织

1923年春，陈独秀派遣一位党员到安庆开展建党工作。到安庆后，在《新建设》日报编辑副刊及国内新闻。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党的主张。对安庆团组织进行了考察整顿，决定在安庆成立地方党组织。1923年10月，在反曹锟贿选的斗争中，一些经受住考验的青年团员被转为共产党员，安庆建党条件已基本成熟。此时陈独秀写信指示可以在安庆建党，“以做团的工作和其他各项的核心”。

在当时政治压迫日益严重的省城安庆，在哪里召开建党会议是最安全的呢？为此绞尽脑汁。最终选定孝子坊街的濮家老屋。

1923年12月，濮家老屋的前进堂屋里召开了建党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鼐、王同荣等10人。会议推举了书记，党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安庆支部”，直属党中央领导。这也是安徽省第一个城市党支部。

青年时代的濮德治

为何独独相中濮家老屋了呢？

原来，濮家老屋地处安庆北门后街孝子坊，是座前后三进的百年老屋，前门在孝子坊街，后门通另一条街，拐弯就是北门，一般人都不知道这座房子的后门在什么地方，便于遇到险情时迅速离开；而世居此处的濮氏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的老先生，来客极少，僻静安全。当然，相中濮家老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濮家的主人之一濮德治。

濮德治是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远房表弟。从学生时代就追随陈独秀满腔热忱参加革命，一生历经沧桑。1925年至1927年间，濮德治在陈独秀和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后留学日本、苏联，精通英、法、日、俄等多国语言，大半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始终在被追捕中过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

1972年，周总理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安宁温泉疗养，在昆明时曾向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打听濮老的下落。周总理说：“濮德治这个人是1923年一道在安徽建党的，是陈独秀的表弟。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相当出色的。听说他在西南，我已经在四川和贵州找过，那里没有他，很可能在你们云南。”1973年，终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濮德治被调往云南省文史馆工作。后来在省政协工作十载。在耄耋之年，先后著述了十数篇亲见亲闻的历史资料，如《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补篇》等珍贵的文史遗墨；特别是他历经七年之久，耗用了大约十盒录音带共计长达20多个小时口述的《八十自述并忆陈独秀》，这部呕心沥血、浸透老人颠沛一生、熔铸家国深情的有声史实，更成为他悲壮人生的绝响。1997年濮老去世，享年92岁。

濮家老屋根基在，红色遗迹照青史

三生有幸，我有缘结识了濮德治先生的次子卜太戈（动荡年月中子女被迫改姓），并与他相交笃深。从他那里知道了父辈传奇一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使我对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中共安庆支部建立后，党组织先后派出党员同志分别到安庆鹭鸶桥造币厂、甲工学校附设织布厂、玉虹门外广昌发号晒布场和招商局码头工人中开办工人夜校，从教识字开始领导推动工人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但不久，“猪仔议员”何霁、张伯衍因其在安庆的住宅被学生们在反曹锟贿选中捣毁，向法院起诉并指认捣毁房屋的领导者。为此，当局先后两次下令通缉蔡晓舟、杨溥泉、许继慎、彭干臣、濮德治等36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而且，此时有消息传出“杀人魔王”马联甲欲移驻安庆，形势顿时紧张起来，被通缉的共产党员纷纷潜往上海。1924年春，安徽督军兼省长马联甲从蚌埠移驻安庆，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新建设》日报被迫停刊。至此，安庆的党团组织活动停止。

濮德治与夫人在一起

濮家老屋存在的时间不是太长，但它却为后来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安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当时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安庆党组织选派了姚光鼎、彭干臣、许继慎、杨溥泉等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杨溥泉、彭干臣、许继慎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屡建战功，为国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许继慎后来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另外安排了王步文、濮德治等人到上海大学深造，后来王步文、濮德治等回到安庆开展革命活动。所有这些，为安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群众武装暴动的组织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这一切，是和濮家老屋分不开的。当年的濮家老屋很大，两院三进，每进又为三开间，中间为堂屋，两边是居室。虽各有分门进出，但内里相互连通。当年的濮家大屋有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房子是木质穿枋结构，里面连成一片。有一百多道门，十几条穿堂过道，人不出大门，也可跑遍各个房间。由此足见濮家老屋当年恢宏的气势。令人扼腕叹惜的是，岁月依旧，时过境迁，功勋卓著的濮家老屋早已被滚滚红尘冲刷得面目全非，乃至踪迹全无了。

当我们在寻访濮家老屋时，怀着对未来无限期待中隐约生出一丝失望。风雨剥蚀，无法感受老屋当年的恢宏气势了，连修旧如旧的人工雕琢也没见到。老屋仅留其中一进，三开间，屋里仅存放着一些资料图片。平时大门紧锁，在周围林立的楼群中显得十分破落，仿佛被人遗忘地躲进角落里。“本来旁边还有一间房子的，但前几年又被有关单位出租出去开早餐店了。”幸好这里成了安庆市级文物，留下濮家老屋一进，尚可让人追思历史。我在心里大声疾呼：有关部门应该大力保护历史文物故居，尊重历史，还历史以原貌，给后代一个瞻仰红色革命基地的纪念地。

掩卷沉思，耳畔响起濮德治老人在《八十自述并忆陈独秀》中发出的肺腑之言：“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虽然也参加革命许多年，但没有做出轰轰烈的大事，也没有多少贡献，能不能写写我的一生，回忆一下我的经历？写出的东西，会不会被人嗤笑，不屑一顾？这是我考虑好久的事……一个人经历漫长的社会各个阶段，能如实地写出发生的事情，也是大有裨益的。”

东风化雨，万象更新。于是，惊蛰之夜，我也拿起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