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发音不准是要闹笑话的。侨居新加坡二十多年，发生在我身边的类似糗事不胜枚举！

bottle不是bottom

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我们雇了菲律宾保姆艾芭来照顾她。因而，艾芭成了我女儿的英语启蒙老师。两三年的工夫，女儿的英语听说能力提高很快。为了培养女儿的动手能力，女儿三岁的时候，我们就让她在保姆的协助下，清洗自己每天喝水用的水瓶了。有一天，我女儿正在床上跟保姆玩拼图游戏，我太太心血来潮地用英文跟女儿说：niuniu wash your bottom（妞妞洗你的屁股），女儿眨眼看着妈妈，用稚嫩的童音说：“妈咪，妞妞洗过澡了，不要洗屁股。”旁边的菲律宾保姆憨笑着，我太太尴尬地解释道：“妈妈让你洗你的水瓶呀，不是洗屁股。”“妈咪刚才说的就是wash your bottom。”我也忍不住笑了，告诉太太，她是把bottle（瓶子）说成了bottom（臀部）。这次露怯后，我太太就很少再用英语跟女儿沟通了。

我太太跟我是大学同班同学，说真心话，对于她的英语发音，我是没啥资格嘲笑的。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无论是学习条件还是语言环境都与现在的学生无法相比。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差，尤其是英语听说能力。那时大学公共英语的课堂上，英语老师多半时间都是在用中文说话。所以，我和太太之间只能比谁的英语更烂了。

ministry不是military

在德国公司做项目经理的那几年里，对于我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与来自欧美国家的同事用英语沟通，当然，更煎熬的还是与我的德国老板——一个一米九三的大个子讨论项目专题等。有一天，老板叫我介绍几个与德国工商总会对口的中国机构，在介绍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后，我又提到了两三个部委，这下可露怯了，在说几次英语ministry时，我的发音都是military，好在老板能猜到我说什么。不过，最后这位德国大个子还是忍不住用台湾腔的中文微笑着跟我说：吴先生，您刚才说的military不是部，而是军队，我不用去军队。本来我就紧张，这下更是尴尬了。不过老板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倒让我感到很亲切，我便情不自禁地用中文赞叹道：“您的中国话真流利，比我的英语强多了，以后我们可以用中文交流。”“好呀好呀，我也很喜欢听你说的北京话，我们都不是英国人，还是用自己的语言沟通好。”大个子也满心欢喜。从此以后，我跟老板讨论问题时，除了些专用词用英文，基本都是中文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文陪练。后来，从老板秘书那里得知，这位德国大个子是在台湾学的中文，还拿到了汉学硕士学位，一口标准的台湾腔，如果不看本人，真听不出是个老外在说中文。后来，这个大个子还上了新加坡华语八频道外国人在新加坡栏目，好好地秀了一次中国话。

important不是impotent

我所任职的这个机构每个星期四傍晚六点下班后，都会在新闻发布中心大厅外的吧台，为整个德国中心大厦所有德国企业的职员提供免费的德国啤酒以及薯条薯片等，给来自各国的员工提供一个放松自我、愉快交友的机会。所以，每个星期四下午六点之后，整个大厅站满了来自不同地区的衣冠楚楚的帅哥美女们，真可谓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一次，我正和新加坡同事在吧台喝啤酒闲聊，一个中年华人径直走到我们这里，主动自我介绍说他是从别的大厦过来蹭啤酒喝的中国工程师，来自河南。几杯酒下肚，工程师兴奋异常，眉飞色舞地东拉西扯，还时不时地用蹩脚的英文强调与欧美人士交往很重要，可以提高口语水平。当工程师心满意足地离开后，我的新加坡同事微笑地跟我说：这位工程师好几次都把英文的important(重要的)读成了impotent(阳痿)。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没笑，反而觉得尴尬。尴尬一是我自己根本听不出来，尴尬二是替中国同胞尴尬，估计不少老外都听到了。

bill不是beer

有一年，我姐和母亲一起来新加坡旅游。我特地陪她们游览了美丽如画的圣淘沙公园。下午六点左右，在晚霞映照下的海滩酒吧，我请她们品尝了地道的德国黑啤酒。结账时，我叫来印度侍者，用英语跟他说买单（bill please)。不一会儿，这位英俊的小伙子笑嘻嘻地又给我端来一扎黑啤酒。我愣了一下，赶紧用蹩脚的英语跟他解释说：“bill not beer是账单不是啤酒。”他依然一脸懵圈，幸亏有个华裔新加坡侍者过来解围，才避免了更多的尴尬。事实上，是我把bill读成了beer。难怪，印度侍者高兴地又端来一扎啤酒。

beer不是bear

同样跟啤酒有关的糗事发生在我大学同专业的一个学弟身上。

有一年年三十，我们几个中国来的朋友一起到东海岸珍宝海鲜酒楼喝酒庆祝。我的学弟在半醉状态下，抱怨新加坡烟酒都太贵，还说几个月前，他去澳大利亚玩，那里的啤酒、葡萄酒都非常便宜。趁着酒劲，这哥们儿秃噜出一句蹩脚的英语，他本想说beer is cheap in Australia，（澳大利亚的啤酒很便宜)，结果说成了bear is cheap（熊很便宜)，一位同样来自北京的朋友开玩笑地起哄：“我们只知道澳大利亚袋鼠多，没听说狗熊多呀！”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snack不是snake

新加坡华人沿袭了广东、福建人爱喝下午茶的习惯，就连我所在学校的每周一下午全校教师会议都不例外。一下午的校务会议，中间总会留出半小时茶点时间，校方会用行政经费或者校长、副校长自掏腰包为全校教师准备茶点。

有一次茶点时间，一位来自中国江西的女老师吃着甜美的蛋挞，激动地用蹩脚的英语跟新加坡同事说：“I really like to eat snakes（我特别喜欢吃蛇）”引得新加坡同事们面面相觑，忍俊不禁，倒是教体育的小伙子干脆：“李老师喜欢吃蛇呀。”其实，这个老师的本意想说的是I really like to eat snacks（我特别喜欢吃零食），这个发音错误，搞出了吃蛇的笑话。因为，在福建方言中吃蛇是偷懒的意思。那些时常偷懒的人被称为“蛇王”。

fax不是fxxks

蹩脚的英语发音，露怯丢丑，即使大学教授也不例外。

在我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时候，讲授企业战略课程的是一位来自国内名牌大学的姓S的教授。每次课上，S教授声情并茂口若悬河的演讲都能博得不少掌声。然而，当时他都说了啥，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唯一让我终生难忘的就是，S教授在一次课上反复用英文说fax（传真），弄得全班同学一阵欢笑，甚至还有人在角落里鼓起掌来。因为，他老人家把fax(传真)读成了fxxks，成了骂人的脏话了。

要知道，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非易事，尤其是听说能力的提高，非下苦功不可。最好是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否则，一个人的英语水平经常是偏重读写，忽略了听说的半残废英语，即使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

我的一个发小嫁给了一个湖南人，她老公是美国名校的博士，被新加坡国立大学聘为讲师。可是由于严重的英语口语问题，入职的前半年未能上讲台，不得不用半年时间做英语口语强化训练并矫正以往的发音错误。

有一年，我听了一次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作的教育心理学专题讲座。印象最深的就是，当这位大学教授磕磕巴巴地用英文读完他的讲稿后，在提问环节，他根本听不懂下面人的英语提问，等到主办方找了个懂日语的人翻译后，这位教授也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简单英语就进行不下去了，只能用日语回答。最后，从头到尾都是在翻译的协助下完成的提问环节。

所以说，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缺乏语言环境的学习就更加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否则，很难达到应付中等甚至更高水平的沟通。

说心里话，在新加坡与华裔新加坡人用英语交流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因为当你憋得脸红脖子粗、磕磕巴巴地与对方说了半天，经常会看到对方一脸懵圈的表情。最后，对方实在忍不住了，善意地用华语说：“你可以跟我讲华语。”

客观地说，大多数华裔新加坡人的华语听说能力要比我们的英语水平强很多。毕竟华语是他们的母语，从小有听说的基本环境，即使少看少写，但是，生活中经常能锻炼到听说能力。尤其值得赞叹的是：1979年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发起、由政府推广的讲华语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扭转新加坡华人因各自不同的籍贯，而使用不同方言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改以华语（北方官话）作为沟通的共同语言。取消当时电视台所制作的方言节目，以普通话新闻取代当时在第八频道作为主要时段节目的广州话新闻及闽南话新闻，外购的香港和台湾电视剧，一律以普通话配音取代广州话和闽南话原音等。几十年来，华裔新加坡人的华文华语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飞跃，生活的富裕，科技的进步，我们中国的孩子们学习英语的环境和条件也已经有了长足的改善，可以肯定地说，这代孩子们的英语水平要远比我们当年强很多，他（她)们不再尴尬、不再胆怯，反而能更加自信地走出国门，面对缤纷五彩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