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江苏松江人，17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岁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深造，2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后，曾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法律顾问。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法律顾问，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各国议会联盟大会人民代表执委会委员。1981年，应聘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铁崖：（1913-2003），原名庆纯，号石蒂，福建省福州市人，是中国当代国际法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曾先后任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兼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兼任研究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世界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出版《王铁崖文选》，所著《国际法引论》获吴玉章奖特等奖。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中国古语说得好：“天地君亲师”，把“亲”与“师”放在伦理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师生之情比做最亲密的关系之一。笔者与至交陶和谦校友忆及与北大师生的情谊，昔日老师给予的教诲与哺育之恩，至今犹铭记在心。

1951年11月1日，作者石太有（右一）与陶和谦（中）、吴大英（左）在北京大学合影

求索路上指点迷津

陶和谦与我都是1950年暑期从上海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而后同乘学生专列入学报到的。当时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向往北京，向往北大，仰慕北大教授之名，不惜牺牲自己原来华东一些知名大学学过一年的学籍而来北大就读的。一天，一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著名学者、政治系主任王铁崖教授，召集全系大一新生开会，对我们入读北大表示欢迎，高兴地说：“你们的考试成绩是这次招生中最好的。”接着，介绍了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设想，并根据同学们的志愿，宣布了分别就读国际组与国内组的名单。陶和谦原想选读俄语，王先生考虑他英语考得不错，建议他参加国际组，选读西方语文系的英语专业，因为学国际法需要英语好。老师的关怀，激动得他不知说什么好。用现在学生的话，等于送了一个双学位。这次师生见面会，是系领导对同学们的未来一段学习生活的规划，也可说是决定我们未来人生走向的一次初步抉择。

陶和谦每次谈及钱端升、王铁崖诸先生，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他家祖孙三代中，先后有四人学历与北大有关。其父是上海一位名医，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医学院。而后，其子陶大江考入北大数学学院，七年后获该专业的硕士学位，其儿媳是北大法学院刑法专业的硕士，最后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学位。可见老陶与北大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老陶为人正直、诚挚，考虑问题周密独特，工作勤奋，学习优秀，受到院领导的重视。1951年，中央决定组织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大学法学院师生参加广西农村土改工作。陶和谦7岁即患小儿麻痹症，行走颠跛，但他身残志坚，在高中时，还是班足球队的守门员呢！这次他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土改。在第一批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第二批土改开始，王铁崖先生时任北京四大学土改团副团长，把他放在团部所在地任工作队副队长，专管当地学校的宣传工作。土改结束时，被评为三等功。

土改结束后返校参加院系调整，陶被分配去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即今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学习。王先生继续留在北大。此后二十年，师生之间中断了联系。

二十年后，有一年北大校庆时，陶和谦和几个同学去北大探望王先生，并照相留念。为筹备迎接1998年北大纪念百周年校庆，老陶应邀担任校庆纪念特刊编辑，向王先生约稿，才有了书信往来。王先生于1997年10月29日来信，说他已当选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将于11月11日前往海牙就任。行前因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写文章，只能到任后再抽时间写作并表歉意。半年后，王先生于1998年4月5日来信并附稿件，表示：“将于4月24日左右返京参加北大校庆。届时当能晤及。”遗憾的是因路途遥远，当收到这封信及稿件时，已是5月15日了，已是北大百年校庆后的事了。此信最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5期（1998年9月）上。更为遗憾的是后来因故双方均未再相见。王铁崖在来稿中十分动情地说：

“北京大学一百年了。我远在异国，表示热烈祝贺！

“1947年初，我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一直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我的大半生在北大任教，占北京大学的历史的一半以上，我感到这是我的一生的光荣。我现在暂时来荷兰海牙，担任国际法官，但是，我终归还是要回到北大的。

“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终身的努力是在中国建立国际法这门学科，为北京大学形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的《国际法引论》的出版，仅是微薄的贺礼。在北京大学形成全国国际法研究中心，乃至于全世界的中心之一，还有待于继续努力。

“北京大学不断地向前发展，永远发展。

“王铁崖  1998.4.5于海牙”

先生的肺腑之言对陶和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与激励：“敬爱的老师，我的努力是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经济法这门学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主编的《经济法学》（大学教材）从198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到第25次共印刷了927000册。当时许多大学都没有经济法专业。另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出了两版（1980年6月第一版，1992年6月第二版），共印行了八次，发行了182500册。两本教材共出版了1109500册。”老陶把近几年来自己在教材教育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向老师作了汇报，并以此互勉。

陶和谦在与笔者交谈时，还饱含深情地回忆了他与钱端升院长的一段不寻常的师生关系。

我们初入北大时，钱端升是北大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是我国资深、著名的老一辈政治学、法学专家。后来才知道他在美国时还当过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老师。（另据悉：2006年10月10日，基辛格在北京访问时，曾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钱端升忠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学识渊博，师生们都称他为“钱公”“钱老”。钱先生在处理日常繁忙的校内外公务的同时，还兼给我们大一新生主讲《新民主主义论》的课。1952年院系调整，新建北京政法学院，钱先生任院长。1954年，先生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当时陶被借调到该委员会办公室，在主任田家英的领导下，做资料工作。完成任务后，回到学院院长办公室，当钱先生的秘书。

后来，先生与陶和谦都被落实政策，钱老任外交部法律顾问兼北京大学教授。陶和谦回学院负责经济法教研室和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并被司法部、教育部联合任命为全国高校法学教材《经济法概论》（出版前改为《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基础理论》两书的主编及撰稿人。陶和谦虽与先生不在一起工作，但仍与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尤其在学术上继续受到先生的指点与帮助。当时在全国，经济法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专业人才缺乏，如何表述经济法的概念成为陶和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他与其他学者一道边调查边开会学习研究讨论，渐渐地，陶和谦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法概念。当时，仅从1980年11月8日至1983年2月26日，即收到钱端升先生来信7次。1980年6月23日，北京市法学会举办了一次民法、经济法学术讨论会。陶和谦主持了这次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法理应成为独立的法的部门——兼论与民法的关系》的主题发言。关于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苏联学术界早有争论。当时中国学术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制定民法较成熟、就先制定民法。至于作为经济法纲要，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但可先制定各种单行经济法规，条件成熟后，再考虑。陶和谦的意见则认为，经济法应从民法中分开成为独立的法的部门。

陶和谦的这篇发言稿曾寄给钱先生请予指点。先生见稿后即复函，对陶的学术研究精神进行鼓励，指点说：“搞经济法是符合目前需要的，我意基础不妨打得广些。如有时间，对民法的系统，将近二百年来在各国的发展及今后的趋势，不妨钻一下，求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此为我所未能做到，吃亏很大，故愿以此进告。”

在当时，经济法与民法的经济法学者中主张经济法要先搞，或经济法和民法同时进行的看法占多数。当他遵循恩师的指点，并对民法进行了相当的研究以后，增强了对恩师的信心；尽管他仍主张经济法理应成为法的独立部门，但同时又是主张民法可以先行制定的经济法学者之一。

钱端升先生在1981年7月28日的信中，又一次提醒和勉励陶和谦：

“只有一事提醒注意，经济法既然是新的，当然教好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对同学循循善诱，万不可使他们望而生畏。必须由浅入深，在开始时要尽可能地避免提出过多的概念性的东西，以及繁琐的论述。对于讲给学生听的东西，讲的人首先要懂得透，讲得清，既不含糊，又不单凭概念行事。你教经济法要满足上述的要求已是不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也未尝不可做到，望勉之。”

老陶感慨地说：“先生的话真是金玉良言。他既指导你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勉励你勇往直前，直到《经济法学》出到第六版，我还不敢说达到了恩师的要求。

“现在，恩师们多已作古，但他们的崇高的爱国敬业的师道精神，永远深深埋在我的心里。”

钱端升先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先生毕生献身于祖国的法学教育事业的功绩，他的学生在昌平区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铸造了钱端升先生的铜像，供人们瞻仰。

2010年1月，陶和谦荣获北京市法学会授予的“首都法学研究突出贡献纪念奖”。这不仅是对陶和谦辛勤耕耘的肯定，也是凝聚着恩师的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安息吧！我最敬仰的恩师！

热心义教育新人，愿当木工“造天梯”

陶和谦年满81岁，已经从公安部群众出版社领导岗位退休20多年，但他退而不休，他说，在有生之年还需完成心中牵挂的两件大事：

一是遵照恩师遗愿，继续完成修改自己主编的第六版我国经济法教材；二是传承先师爱国传道授业的精神，在健康条件允许下，多教些孩子，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把他们的基础打好，将来能够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令人十分钦佩的是，这两件事他不仅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

陶和谦（左一）、本文作者石太有（左二）等校友在北京大学2008年校友春节联欢会上

比如，在教书育人方面，陶和谦对孩子充满慈爱与热情，一直拿出做学问的认真劲儿，分文不取，无偿地帮助在读高小或初中低年级学生尝试超前学习微积分基础知识。他结合中外教材，编写了75页的《代数简易微积分习题集》，在注重打牢代数基础上把简易微积分引入教学，并结合高中物理课程，设计大量应用题帮助学生提前进入较高的数学领域。教学方法上，他采取循循善诱的引导模式，启发学生主动思考，提出问题，再教给做题方法，指导改正出错的地方，从而有效地激发孩子学习的积极性。陶和谦教学生从不考试，也不给分，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给应试教育做补充，不用教学生怎样应付考试，教懂了自然就会考好的。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受教孩子的家长，有卖煎饼的，有理发师，还有我们北大校友的子孙辈等等，利用每星期假日下午上课。每次不超过1-2小时，寒暑假几乎天天来，分批学，或是三二人一班，或是一对一，根据情况而定。这样日积月累，据不完全统计，仅从2006年陶和谦75岁开始义务教学，先后有17个孩子到他这里学习。比如，他教的第一批学生初中毕业，其中有一个以在该校第一名成绩考入某市重点高中，第二个孩子考进北京市重点师大附中，另一个在校的数学成绩也不错。第四个毕业生，在国内读一所国际学校，初中毕业，升入国际知名的“IB”高中，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获奖学金，现正入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研究生，预期今年底将毕业。一位跟过陶爷爷学习一年的小朋友对笔者动情地说：“在我们方庄一带，提起陶爷爷，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单是他的那些琳琅满目的荣誉证书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令人最敬佩的人。爷爷是《经济法学》主编，也是学院附中的数理化老师。爷爷退休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年里，爷爷除了帮助本地孩子外，还帮助了一些外来打工人员的孩子。爷爷帮助同学从来都是无偿的，因此成就了原来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他还说：“今年三月份，我受伤了，看病两个多月，不能好好地看书学习，我和妈妈都很担心，我将要留级了！两个月后，我重返校园，英语成绩明显落后，可我的数学成绩却奇迹般地名列前茅，数学周测得满分，统测考高分。爷爷老师，辛苦了，我忘不了您对我的爱！我要把您的这份爱传递下去！”

孩子们从爷爷这里收获成功，陶和谦则从孩子的成长中体会快乐。他说：“自己是木工造梯子，从小学到初中，从代数到微积分，这些木料都是别人的，而我只是把它们拼装起来，做成梯子给孩子们用。”正是这种“造梯子”精神，给了陶和谦退而不休的动力。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不遗余力地帮孩子们造通往天路的云梯，也书写了自己晚年生活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1年3月4日，陶和谦不幸因病逝世，享年90岁。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笔者未能去医院告别，深以为憾！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祝愿爱国敬业师道精神不断得到发扬光大，造福人间！

（作者为《法制日报》原总编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