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的会馆虽然很多，并非千篇一律，但各有特色，在不同时代，表现出特殊的地方风情。如侨乡的粤桂闽浙苏会馆即各有千秋。

广东在京的会馆最多时（1923年）有36座，1935年还有29座。当年，海南没有单列，属广东省辖，但它们也有自己的会馆，即琼州会馆。广东会馆是文人会馆为主，曾有不少来京的广东文人住在这里或成为他们的故居。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就入住在宣南米市胡同内的南海会馆里，后来他多次进京都住在这里，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就是在南海会馆里完成的。南海会馆有大小十三个院子，有房190余间，康有为就住在会馆内的七树堂汗漫舫内。另一变法重要人物梁启超则住在宣南的粉房琉璃街的广东新会馆。馆内的“饮冰室”是他的居所。他在这里起草过讨伐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诗人龚自珍就长期住在宣南的上斜街，他的家前为住宅，后为花园，静雅清幽，后来成为广东番禺会馆。另一诗人黄遵宪曾住在宣南香炉营的广东嘉应会馆。李渔（笠翁）虽祖籍浙江钱塘，但长期住在广州会馆里，广州会馆成了他的故居。广州会馆设在前门外韩家潭（今韩家胡同），院内小园称芥子园，《芥子园画谱》便产生在这里。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与中山（香山）会馆有关系。中山会馆曾接待第二次来京的孙中山先生。1933年，时任中山县县长的唐绍仪曾从乡里集资，维修过中山会馆，乃至会馆内建筑得以保存到上世纪末。

广东是侨乡，经济发达，文化也不落后，顺德就有四个会馆：顺德邑馆、顺德西馆、顺德南馆和顺德新馆。朱彝尊是传世之作《日下旧闻》作者，在宣外海柏胡同的顺德会馆内的“青藤书屋”里诞生了这部巨作，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就出自于《日下旧闻》。他为著书曾购买、收集了大量与北京有关的图书，并在院内设立了“曝书亭”专门晾书。他在这里“日夕坐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四周”。“风雨一编，青灯永夕”，完成了巨作。此外，粤东会馆有3座，惠州、肇庆、番禺、东莞都有旧馆、新馆。明代忠臣袁崇焕被杀害之后，其头颅就被佘姓义士埋藏在了广渠门附近的粤东会馆里。广东在京的会馆多，自然故事亦多。据《宣武区地名志》称，“粤东新馆权力极大，它为广籍旅京人员创造了福利”，一是管理广东籍在京的义地（坟地），二是创办广东学堂。死人、活人会馆都管下来了。粤东新馆还是清末“保国会”成立的地方。

较比广东，广西经济、文化稍逊，尤其它是太平天国起事地，兵火不断，严重影响了经济、文化，即便如此，广西在北京有8座会馆，其中有粤西会馆在前门外打磨厂内銮庆胡同，有人以为它是广东的会馆，其实是广西的会馆，广西会馆有新馆、南馆和中馆之称，其他以城邑为名的仅有柳灯会馆（在宣南贾家胡同）。

福建也是著名侨乡，与海外交往频繁，福建人遍布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他们在海外驻地往往建有同乡会馆及关帝庙、妈祖庙等等，在北京曾经建有多处会馆，1923年时统计还有28座之多。在会馆中除有全闽会馆外，汀州会馆有两座，一在前门外长巷下头条，另一在长巷下二条，莆阳有两座，而晋江则有三座。会馆多，故事亦多。莆阳会馆也称莆田会馆，是乾隆年间莆田籍进士翁霈霖的旧居改建而成，曾留下“城南室小邻韦状，湖上人家泛木兰”之类楹联。据说，楹联作者即是翁霈霖。

福建会馆又称全闽会馆，它的匾额是溥仪师傅陈宝琛所题。会馆建于光绪三年（1877年），原为财神庙。改为会馆之后规模不小，史载：“院内有高槐，乃百年之树，树下有拜石，方形，叩之声铿然，石前有一双汉白玉圆柱，为旧殿（财神庙旧殿）的香炉座。馆中有乡贤祠供奉翰林院修撰、武英殿协修王可庄。王可庄在与沙俄签订无理割让伊犁条约中，内持正义，外斥敌谋，得朝中上下官员好评，故列为乡贤表率供奉。”福建会馆内还有戏楼，《福建馆志》云：“福建会馆戏楼本为堂会、演戏、集会之所，非专属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可见当时福建会馆来往各界名流之多。福州会馆有新旧之分，新馆在虎坊桥，馆中原存有大量文物。林则徐在京时，也离不开会馆，最初来京住在莆阳会馆，但他与福州会馆关系密切，而且会馆内曾有林则徐在馆中所做楹联。林则徐去世后，福州会馆内设“桂斋”供奉他的遗像。福州老馆在南下洼，据记载：“会馆大门外旧时为空地，闽籍人每年元宵灯节在此燃放烟火，这是在京其他馆所没有的。届时外城的官民市民多来观看，喧阗闹腾，直到天明，馆中之人也豪饮尽欢，忘记自己是他乡异客。”民国期间，科举取消，福建进京的士人不多了，但各类客商增多，尤以贩卖茶叶的最多。闽商林子训在京开了三家“庆林春茶庄”，分别开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东安市场和前门外五牌楼，都是繁华热闹之处。北京茶庄原本由安徽商人主控，庆林春打破了徽商的垄断，尔后大批闽籍茶商进京，形成了势力。

浙江在京会馆可能最多，在1923年时，还有41座。其主要原因在清一代浙江中举在京做官的多。一些中举者在京发迹之后，往往资助本乡人士大建会馆。在京为官者与科举应试时不一样，他们往往拉家带口、仆役众多，为适应他们的生活，浙江商人也蜂拥而来，形成庞大的“浙商”团体，与在京的鲁商、晋商、徽商分庭抗礼。四十多个会馆中，也有故事可言。台州会馆（后孙公园）原是清初学者孙承泽的别墅，被人称为孙公园。孙承泽著书颇丰，著名的有《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是记述北京的权威作品。孙承泽的故居处后来成了安徽会馆，别墅则成了台州会馆。“因台州会馆馆址占地面积较大，又毗邻安徽会馆，所以不少浙人都到过台州会馆。清人李慈铭《郇学斋日记》中数次记述他到台州会馆招饮赴宴一事。”

全浙会馆（在宣外下斜街）亦称“寄园”。“浙人特建敬贤堂以祀赵吉士，赞其交城平冠之功。”全浙会馆是省级会馆，馆内不留宿、不经商，只供在京浙人官员和文人聚会之用。馆内有供奉先人的敬贤堂、花园、戏台。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北平第一任市长何其巩在全浙会馆内召开爱国报人邵飘萍与林白水的追悼会。他二人是在1926年被奉军土匪所杀。

鄞县西馆是浙江鄞县的另一个会馆。东馆在崇外薛家湾。西馆是在浙鄞义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鄞县在浙江比较偏僻，在京会馆西馆所在地盆儿胡同也比较偏僻、清静，1919年李大钊等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曾在这里开会。因离陶然亭较近，不少革命者也在此聚会。浙江的会馆中，绍兴会馆的知名度最高，而且大多遗迹保存下来。

江苏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经济文化发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科举时代江苏的状元为全国之冠，占全国二分之一，苏州状元又占江苏二分之一，由此可见状元人数之多。至于进士则更多了。如此众多的举人进京的第一站应该就是会馆了，所以江苏会馆在京不少，上世纪20年代还有30座。江苏的会馆不只在宣外，在崇文门外亦有几家。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统计，崇文地区还有154家会馆有遗址可寻，其中就有江苏的淮安会馆、句容会馆、松江会馆等，但大多数在宣外。有趣的是江苏会馆往往为多个县共用，如江震会馆是吴江、震泽二县公馆，明清时代“入选官员极多”。震泽县在1912年之后并入吴江县。太嘉宝崇会馆即太仓、嘉定、宝山、崇明四县联合会馆，通常称太仓会馆。以上四县，人才济济，再加上松江、昆山、南通、常熟等地的文人，他们在京自成一派，而且是戊戌年间强学会的骨干。江甘仪馆是江都、甘泉、仪征三县的联合会馆，后又称扬州会馆，会馆原是清代内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学者徐乾学故居。徐乾学曾编纂《大清一统志》《清会典》《明史》等。会馆不大，但名声显赫，有人吟诗曰“碧山堂里老尚书，二十年前入此庐”，来形容江甘仪会馆。《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扬州馆旧为江甘仪馆，徐乾学碧山堂，馆盖其旧宅也。”便是江甘仪馆的注脚。珠市口附近的宜兴会馆，原是顺天府尹周家楣的祠堂。周家楣在清末是著名大清官，去世后有24个州县百姓捐资为他建祠堂。周家后人后来将祠堂捐给宜兴同乡建了宜兴会馆。昆山会馆又称昆新会馆。会馆有江南特色，小巧玲珑，只有两套院子，分为前院后院。院内的空地曾种些花草，是住馆之人休息的地方。每逢八月十五中秋之日，在京昆山人便聚集在小花园里，共叙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