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

殷玮璋，1936年生于上海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聘为“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2010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首届理事会理事。

1954年至1959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北京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科学发掘。历任考古队长、第二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研究方向：三代考古、青铜器、中国科技史、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曾应邀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和台湾地区讲学；1998年至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研究生讲授三代考古专题。2001年至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学系讲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代表著作：主编《考古工作手册》，合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青铜史话》《百年考古之谜》《中国考古·两周卷》等。其中，《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考古·两周卷》获院、部级科研成果奖。另发表文章百余篇。

殷玮璋先生参观河姆渡遗址

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百年之际，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通力合作，隆重推十集系列片《北京考古百年》，采访考古大家及一线考古工作者，致敬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人。

笔者采访了在《北京考古百年》中提到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86岁高龄的侨眷殷玮璋教授。温和、儒雅的殷玮璋先生以亲历者的视角，倾情讲述了他从事田野考古60余年的风雨历程。

殷玮璋教授的女儿上世纪90年代前往美国工作、生活并定居加州。他时常和女儿通话，谆谆教诲女儿要热爱祖（籍）国,关心祖国的发展；要让孩子学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才能挺直腰杆，才能有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安定繁荣的祖国，永远是海外儿女的坚强后盾。

出于一个耄耋老人心底的这段话，让我看到了这个思想活跃、充满活力的老人那殷殷的爱国之情。

二里头——商代宫殿出土

殷玮璋先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考古专业五年的学习，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毕业时，系领导希望他留校从事教学工作，他则更向往一线的实践活动。1959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后，参与了多个大型遗址的考古发掘。

1959年冬，殷玮璋先生从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工地回京，考古所副所长牛兆勋通知他明年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主持发掘。原来，当时72岁高龄的著名史学家、中国田野考古的先行者徐旭生先生，在当年夏天奔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1960年春，大雪封冻的田野刚刚解冻，殷玮璋先生便率领考古队抵达二里头工地。在安排发掘前各种准备的同时，他一连几天对遗址及周边几个村庄进行调查。一边考察地形地貌，一边采集陶片，这是了解遗址时代的重要参考依据。经过细密探察，殷玮璋先生发现二里头遗址面积很大，约有400万平方米，且文化堆积十分深厚和复杂。

为更快、更精准地开展考古发掘，殷玮璋先生把遗址分成“井”字形9个区，对其进行小规模试掘。从不同区内出土的制骨、铸铜、烧陶等遗存信息，确认遗址存在布局。于是，在当年秋天对遗址中部进行考古钻探，发现了10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这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宫殿基址，是当时我国所见最大、最早的商代宫殿，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素材。次年，申报国务院后，该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那个无私奉献的时代，人们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便不知什么是疲倦。面对三年自然灾害，饥饿、浮肿，都挡不住风华正茂的火热青春。他和考古队员一起，怀着火一样的激情，为了心中的目标无怨无悔地勤奋工作。

殷玮璋先生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是围绕夏文化探索与早商文化研究的课题进行的。以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与以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学有很大差异。他认为，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像二里头遗址这样的研究对象，需要通过考古发掘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料，持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才能有序地推进研究。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必须起到主导作用，并作严密论证是关键。但是，如何分析和解读这些考古遗存，是不断推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他一边发掘，一边就如何破解而进行思考，重点对考古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写成《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和《二里头文化探讨》的论文。1977年，在河南登封召开的研讨会上，殷先生作了《夏文化探索必须解决如何探索》的发言。在1978年第1期《考古》杂志发表的《二里头文化探讨》一文中指出，其第三、四期遗存为商代早期遗存；第一、二期遗存是夏代晚期遗存。这一论点是夏文化探索中有影响的论点之一，引起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铜绿山——发掘古铜矿遗址

殷玮璋先生认为，历史上有些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是偶然间出现的。考古界人士常常为这种情况感慨：想找的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到，不经意间的一个发现却在学坛引起震动，或填补了一个空白，或揭开了一段历史，甚至开创了一个学科。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就是如此。

自从在安阳殷墟发掘出大量精美青铜器后，由于当时没有发现古铜矿遗址，国内外关于铜原料来源的质疑声不断涌现，尤其是“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舶来品，来源和制作都出自西亚地区。这令我国考古学家们为寻找这些遗址付出了不少心血。

1973年，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铜绿山进行露天采矿时，惊奇地发现了深藏地底的铜斧和一些古矿的木质支护。矿工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发现竟揭开了一个千古之谜。据清代《大冶县志》的记载，铜绿山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逢骤雨过后，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石之上，故名“铜绿山”。

1979年，铜绿山古铜矿为配合抢救性发掘停产一年。殷玮璋先生被考古所派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主持发掘。在Ⅶ号矿体1号点的发掘中，他采用“无隔梁发掘法”揭露出春秋时期的一组组完整的井巷，密如蛛网、迷宫般深藏于地下。还在Ⅺ号矿体冶炼遗址，清理了同时代的冶铜炉及其操作台面。发掘工作的后期，他依据发掘中提出的问题组织仿古冶铜模拟实验，既回答了相关问题，也对春秋时期的采矿、冶炼水准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著名冶金史专家柯俊院士指出：过去的中国冶金史只是铸造史，铜绿山的发现弥补了采矿和冶炼方面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81年，中国金属学会主办的“古代冶金技术国际会议”，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于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知名学者。会上，殷玮璋先生与夏鼐副院长介绍了铜绿山古铜矿发现和模拟实验，引起各国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会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密斯一行8人专程前往铜绿山考察古铜矿遗址。史密斯教授激动地说：“多么聪明的人民！我在这里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东西。”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麦丁教授说：“中东等地虽然很早就开始了铜矿的冶炼，但其采矿遗址的规模、冶炼用炉的先进程度等，均远不能与中国铜绿山古铜矿相比，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无疑是世界第一流的古铜矿遗址。”

殷玮璋、曹淑琴夫妇在山东菏泽参观出土文物

2014年，在“中国矿冶考古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古铜矿发掘的亲历者，殷玮璋先生发表了《概述矿冶考古四十年的辉煌成果》的论文，全面评估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现在中国矿冶考古的学科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誉为“中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后一奇迹”。1982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时期全国15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2016年,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举行授牌仪式，授予铜绿山古铜矿为“持续生产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开创了中国考古学新领域——矿冶考古学，开辟了中国青铜器研究新领域。

由此，科技史研究也成了殷玮璋先生的一个新领域，他曾用考古材料对我国远古至三代的科技从萌芽至发展的状况作了梳理，和他的夫人曹淑琴教授合作写成《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

琉璃河——收获意外惊喜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自1945年被首次发现以来，虽历经多次发掘，但普遍规模较小，很多问题存在争议。198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领导找到夏鼐所长，要求合作发掘琉璃河遗址。刚刚结束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掘的殷玮璋先生，被夏鼐所长派到琉璃河遗址主持发掘，要求全面了解琉璃河遗址的状况和其产生年代。

由两个单位考古人员组成的、以殷玮璋先生为首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个遗址展开了全面勘察和大规模发掘。面对上万平方米的考古工地，殷玮璋先生的笔记本上每天把墓葬的形状、大小，有哪些新发现，具体处于什么位置等等，都做了详细记录。在工地办公室墙上还绘制了一张大图，把相关信息清楚地标注在上面，所以，他的心中永远有一张完整的图，做到了心中有数。

六年间的“地毯式”大面积发掘，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214座、车马坑21座，还对古城作了勘探和发掘, 了解到北城墙全长829米, 东西两边的城墙各残存300多米。一座淹没了3000年的西周都城呈现在世人面前。

为了解开遗址隐藏的各种秘密，殷玮璋先生对发掘区内的各种遗迹现象绝不轻易放过。例如，琉璃河遗址一座4条墓道的大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发现，但因有一个大盗洞而被弃置一旁。他坚持考古不是挖宝的理念，认为这个墓葬虽已被盗，但这种高等级的墓葬仍然有它特定的研究价值——对了解当时的埋葬制度和墓地中各种墓葬的布局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所以，殷玮璋先生在和生产队几经交涉以后，最终对其做了清理发掘。

殷玮璋先生的这一坚持，为这一期考古发掘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殷玮璋先生在江西上高蒙山矿冶遗址考察

殷玮璋先生与苏州中学学生座谈

1986年11月29日，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大墓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当时，地表土冻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1193号大墓在已掘47天后，终于发现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盉、罍。他说：“这两件盉、罍本应该出现在墓主人的头上方。这次出现在墓室的中、南部，推断盗墓时发生了意外而散落在里边，没有被盗走！”须发斑白的殷玮璋先生谈起当年的意外惊喜，手臂激动地比画着，仍然充满了兴奋。

这两件青铜器很快被送到考古所技术室，除去铜锈打开盖子的时候，大家欣喜地发现，在器物内口沿与盖内竟然铸有相同的43字铭文——“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 令克矦（侯）于匽（燕）’”及授民授疆土的内容。记录了周王褒扬太保明德贤良、对王室忠诚，册封他为燕侯并分封土地和人口的宝贵史料。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这个城址建于西周早期，同时说明周初封燕时的第一代燕侯是被称为“燕召公”的召公奭。从铭文可知，召公奭是以太保身份兼领燕侯爵称的。殷先生在《西周初太保器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召公奭是古代著名的长寿者, 他最初分封召, 故称为召公；以后又任太保的官职； 最后册封为燕侯。

这两件青铜器是燕都遗址出土的最珍贵文物，证明了琉璃河遗址就是3000年前燕国的都城所在地，从而为将北京建城的历史从800年上推到3000年前提供了科学依据。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召开亚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前门箭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成果，使北京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建城年代最早的一个。1995年，成功召开了“北京建城304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云集一起，对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

在琉璃河遗址，还发掘出了许多漆器。漆器胎质虽已腐朽,但粘贴在土上的漆皮依然色彩鲜艳。这些漆器的表面有的镶嵌螺钿、玉片、绿松石，有的还贴上金箔。考古队把它运到室内将其彻底清剥、妥善保存,并交与技术室郭义孚技师进行复原。后又找人进行复原研究，使距今3000年上下的螺钿漆器再显原貌。这一件件华丽漆器的背后，充分显示了3000年前先祖们的智慧和创造才华。

琉璃河遗址于1979年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退而不休 初心依旧

1996年，殷玮璋先生到了退休年龄，本该颐养天年，但他割舍不掉钟爱的考古事业，反而比过去更忙了。

199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国务委员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殷玮璋先生位列专家组，并被指定负责“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课题。通过多学科协作与联合攻关，课题组在商代武丁年代的推定等方面获得突破，构建起商后期年代框架，成为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中的有机部分，在年代学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获得2000年国家科研成果大奖。 

殷教授在北京天坛公园里给回国探亲的外孙和外孙女讲解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特点

“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成果，促使人们对相关学科、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在对“夏文化探索与早商文化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反思中，殷玮璋先生写了《再论早商文化的推定与相关问题》《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考古研究应按科学规程操作》等重磅文章，指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有误，结论必不正确。一些研究违背了从材料中提出观点的原理，不按科学的规程操作，走上预设观点、“为证而据”的错误之路。究其根源，在于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不够重视，存在认知盲区。

1998年至1999年，殷玮璋先生受邀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研究生讲授三代考古专题。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学系为研究生讲授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结合考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阐述考古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受到中外学生的欢迎。

殷玮璋先生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制定了规划：80岁以后就不再给学生授课；原则上不到外地进行学术活动；现在改用视频方式参与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一些活动。  

以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不足百年，却成绩斐然。普通民众对其所知甚少，宣传与普及成了重要方面。为此，在从事专题研究的同时，殷玮璋先生也做了一些普及工作。《青铜史话》《百年考古之谜》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尝试。《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文挂上网页，使人们了解到像三代年代这样一些历史疑案，通过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是可以获得突破性进展的。 

此外，受考古所领导委派，殷玮璋先生从事了《中国考古学12年发展规划》的组织与制订工作；参与筹备和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参与筹备了多个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在海内外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为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与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一起参与一些文物保护的活动。殷玮璋先生参与的这些活动，从专业的角度为推进学科发展、保护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出了毋庸置疑的宝贵意见。 

半个多世纪以来，殷玮璋先生虽然从事年代久远先秦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但他本人的思维却一直十分活跃，对新生事物充满兴趣。1982年访美期间，他发现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应用电脑进行考古研究，认识到其潜在价值。当得知社科院组织电脑学习班的时候，他立即报名参加。他是考古同行中最早掌握电脑技术的少数学者之一。殷玮璋先生30多年间几乎天天与电脑为伴，上网、下载，发邮件、搞研究，这使得他的生活紧跟时代脉搏，把自己的事业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2021年8月，值中国考古百年来到之际，殷玮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著文说：我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60多年，是中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是我们坚守祖国文化根脉的根本保证。在未来百年中，中国考古学将在这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为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一带一路”方针的不断推进和人类文明共同体思想的发扬光大，世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认知，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殷先生表示，将不忘初心使命，在有生之年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继续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写到这里，不能不让人由衷的感觉到人的一生究竟该如何度过呢？这让我想起他给自己60多年来的概括：“我随考古事业的发展而前行。考古工作使我的生活丰富而充实，在领略科研工作艰辛的同时，也在努力与探求中感受到乐趣！”

图片提供/殷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