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张恨水的风骨

张恨水的心是“柔软的”，他对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小人物”，总充溢着悲悯情怀；同时，张恨水的筋骨是“坚硬的”，这“硬”，不同于鲁迅的金刚怒目式，而是内生的外柔内刚型：带着韧性。当抗战烽火燎原之际，张恨水的这种“硬”，便赢来了爆发的时空。

有人将同时代的一批包括新文学家在内的作家们，在国家、民族遭受日寇入侵时期的“战时书写”进行了一个客观梳理。人们惊讶地发现，除《风萧萧》《四世同堂》等抗战名作相继问世外，而张恨水呢，则不愧为“笔尖上的英雄”。在中华民族蒙受日寇铁蹄践踏的生死关头，张恨水毅然坚守重庆抗战达八年之久，凝心聚力，在炮火硝烟中完成800万言的“重庆书写”，成为创作抗战作品最多的作家。

1956年2月8日，张恨水（右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会议，毛泽东与他亲切交谈

“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华的野心一步步变成现实，“七七事变”后，更是全面入侵。张恨水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心焚如火，百病来侵”。一方面，他悲天悯人，对抗战时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包括普通知识分子等给予深深的同情，如小说《傲霜花》在苦难中坚守的公教人员、《巴山夜雨》中躲避敌机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山城百姓，还有逃难而来的“下江人”那不可言状的灵肉酸辛；另一方面，他呐喊呼吁，发出集结力量奋勇抗日的主张。“九一八”爆发前，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太平花》，本是反对战争的，但在刊到第七回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于是，张恨水很快将故事的情节做了方向性调整，由原定的“非战”“反战”，改为“团结战斗，一致御侮”。接着，他又创作了抗战小说《满城风雨》，自费出版抗战作品集《弯弓集》等，乃至上了日本人要暗杀的“黑名单”。特别是，在南京沦陷后，张恨水在“请缨无路”之际，辗转来到重庆，加盟重庆《新民报》，从“创作”和“编辑”这两个维度聚焦抗日的时代主题。从创作方面看，张恨水先后创作了六部重庆题材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牛走马》《傲霜花》《偶像》以及抗战胜利后回京创作的重庆题材小说《巴山夜雨》《纸醉金迷》。此外，还创作了熔铸着民族智慧和文化省思的大量抗战散文，或感时咏事、微言大义，或上下古今、纵横捭阖。张恨水不仅抗战作品数量第一，而且秉笔直书，首将抗战作品从“国难文学”的层面提升为“抗战文学”“反思文学”的层面。从编辑方面看，他主编《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均为《新民报》上开出的抗战专栏，这种在有限的报纸版面上开辟抗战专栏，实为当时报刊之罕见。不仅如此，他在主编《最后关头》副刊时，还明确提出五项来稿要求：“一、抗战故事；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这种严格的对于抗战题材的择稿要求，在当时的中国报坛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张恨水抗战意志之坚定，行动之坚决。

张恨水于1951年怀抱幼子

其实，在当时，张恨水面临的选择是很多的。那时，他已是誉满全国的大作家了，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早已轰动京城，一时“京城纸贵”；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的《啼笑因缘》，更是让他誉满大江南北，且有着酬金丰厚的稿约。当时在中国炙手可热的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也曾慕名求赠题签，企图通过各种方法，拉拢张恨水等一批知名人士融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恨水也完全有条件，像某些达官贵人一样，在日寇侵华之际，逃至国外或者香港定居，“躲进小楼成一统”。然而，张恨水没有这样。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无疑成为国家抗战的指挥中心。“男儿要赴风云会，笳鼓连天出汉关。”于是，在国家罹难之际，张恨水毅然背井离乡，别妻离子，只身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并且冒着被日机炸死的危险，以笔弯弓，并以800万言的“重庆书写”，铸就了张恨水的风骨！是什么使然？是政府命令吗？不是。是组织下达的任务吗？不是。是基于生活压力所迫吗？不是。路遥知马力，国难见忠臣。张恨水的“参战”，是积极的、自觉的。究其实，还是张恨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气节使然！

老舍先生说“恨水兄，是最重气节的文人……”，一个“最”字，凸显了张恨水的定力和分量。回顾历史，比较抗战时期各派作家们的“战时书写”，我们不能不为张恨水在重庆铸就的铮铮风骨致以深深的敬意。

超越：张恨水的风范

张恨水不愧为智者、大家。他的“智”，他的“大”，就在于他的站位很高，表现出一种超越的风范。

有人把他的小说归于“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一类，他自信自己不属于这一类，至多也就是前期受过一些影响。对此，他不愿多加申辩，甚至还说：“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有人别有用心地硬给他“戴上这顶帽子”时，他也只是冷冷地回击道：“鸳鸯蝴蝶派或然？孤军奋战四十年。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解放后，张恨水被现代文学史打入“冷宫”，他仍不加辩驳，静静地说：“书在，自会说话……”

有人称他为“通俗作家”。如果从作品受众面的多少而言则可，但如果从作品质量的优劣而言则非。张恨水从不写香艳的色情小说，也不写“飞剑斩人头”的侠剑故事取悦读者。即使在面临断炊的时刻，也不肯出卖文化人的良知，写有伤风化的文字。他本着“有趣并有益”的原则，完全凭着自己创出的好看的中国故事集群，而悄然走进了中国普通百姓的心中。老舍称他为“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名不虚传。他的《啼笑因缘》被一版再版；《金粉世家》被誉为“当代的《红楼梦》”；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其中的一些文言散文甚至超过了同类题材的文学经典，他的不少作品被现代传媒热播神州内外。正如我们不能称《红楼梦》为通俗小说、曹雪芹是通俗小说家一样，张恨水也不能划入带有贬低意味的“通俗”一类。虽然，张恨水骨子里浸染了深深的传统文化，从不赶潮流赶时髦，作品中也难见“高大全式革命者”典型等，但他本着“叙述人生”的真诚，本着平民的立场，却有着对于人物命运的艰辛探寻甚至对于人物未来发展路径的可贵思考。张恨水研究专家赵孝萱教授说：“张恨水是超越新旧、雅俗、严肃与消闲、商品与非商品、京派与海派的文学大家。”“张恨水现象是对现代文学二元对立史观的冲击……”是的，张恨水的出现是对文学生态的一种平衡，是对狭隘视野下选择性划分的所谓文学流派的超越！

张恨水不仅超越了文学流派，也超越了党派。他讴歌正面战场，如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就是写国民党精锐部队国民革命军74军57师在常德抗击日寇的英烈壮举；也写敌后游击战，如《怒吼吧，八路军》等。重庆期间，面对全民抗战时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他奋笔疾书，无情鞭挞，以至写《八十一梦》时触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神经，甚至受到要到息烽集中营去蹲监狱的威胁。1939年6月，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立即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并刊载在由共产党负责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他在冷静的比较观察中，结合《新民报》创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显示了张恨水和他的同仁们在重庆非常时期那种超越的智慧和风范。

张恨水因重庆的“抗战书写”，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但他并未加入国民党；他写《八十一梦》，受到周总理的赞赏，他为“平江惨案”中新四军牺牲人员撰写悼联，受到董必武的盛赞，他写《水浒新传》，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道。他主编的《新民报》上首发毛主席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并在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夸耀自己，抬高身价。

安徽潜山张恨水纪念馆张恨水坐像  摄像/南山

“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张恨水就是张恨水。或许正是源于这种超越，才让张恨水拥有率真与独立，进而规避了一种狭隘与肤浅，成就了一种旷远与深刻，把“口碑”留在了人民心中,留在历史的深处。

创造：张恨水的风采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张恨水可谓这样的“圣人”，他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彰显着的，正是一位“中国写家”那种不息创造不辍创作的风采。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张恨水不为追功逐利，不为沽名钓誉，只为实现“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而默默笔耕不辍达五十余年。张恨水的创作激情和创作实绩，使他成为耐人寻“味”的现代大作家。他写出三千多万言，却一直说“写小说”只是自己的业余，正如他出身武门却成为文学大师一样，这正是“张恨水现象”中的“味点”之一。张恨水视小说为“小道”，言其“卑之无甚高论”，自比“草间秋虫自鸣自已”，在这种平和甚至非常谦卑的心理状态下，在那风起云涌的动荡岁月，特别是在重庆岁月，一直兀兀独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坚定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风格，写出了“文学与文化的金字塔”。他关注主流，尊重主流，但从不盲目地“逐流”；他远离浊流，冷眼浊流，从不同流合污；他兼收并蓄，从善如流，精进不已，却不失“这一个”。

抗战中张恨水出版的抗日题材小说

张恨水堪称“文坛独行圣”。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另类”，是一个不能以通常标准来衡量的人。五四时期，当一批新文化人以革命的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改造甚至全盘否定之时，张恨水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忠诚，出于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自觉与真诚，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于是，张恨水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对章回小说进行改革，有人称他是“成功实现中国传统小说现代化”的改良者。

张恨水是最有过程感的作家，他坚持与时俱进，从不固步自封，各个不同时期，他都有各不相同的代表作问世，俨然一个时代的风俗画卷。有的作家恍如一条小溪，一经踏入便可见底；有的作家犹如大海，汪洋恣肆，奥妙无穷，张恨水先生就是这样的大海。他曾以长江水聚沙成上海的崇明岛来表明他的“进行时态”。“然千百年前，初无此岛，盖江水挟泥沙以俱下，偶有所阻，积而为滩，滩不能为风水卷去，则日积月累，一变为洲渚，再变为岛屿，降而至于今日，遂有此人民城市，田园禽兽，卓然江苏一大县治矣。”(张恨水《春明外史》后序)。张恨水三千万言，恰如崇明岛日积月累一样，正是他不倦前行，不辍笔耕的结晶，这种“成于渐”的“行”程，古今鲜见！

不仅如此，张恨水还做到了“大”与“小”的统一。他有大眼光、大情怀、大智慧，大手笔，却非常低调，自比“老黄牛”“徽骆驼”“拉磨的驴”“草间秋虫”等等；他有大忠又有至孝，他有大仁又重情义。“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是他的清白；“含笑每忘人负我，率真无碍鬼为邻”是他的坦率坦诚；“但求儿女能医俗，赖有文章不算贫”是他的自信自重……如果以现在的语义来解读张恨水，张恨水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英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是名副其实的文坛奥林匹克赛场上的“全能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