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张瑞田先生通过微信给我传来了新作《我就是“那位合了个影就走了的新朋友”》，文中提及十五年前他与杨匡满先生去翻译家、作家、诗人叶廷芳家拜访的经历。作为“粉丝”的张瑞田，终于见到自己年轻时的文学“偶像”叶廷芳，和他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合影“迟来”了十几年，唤醒太多回忆，哪怕只是“一面之缘”，在当下，也值得回味。

由此我想起五六年前，曾在东南二环的一家餐馆与几位作者朋友小聚，那次，叶廷芳先生也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都有点“上头”，文化人聚餐不兴闹酒，写写画画唱唱歌是“保留节目”：罗雪村老师拿出本子开始“速写”，画完要大家一一签名；叶廷芳先生一展歌喉，连唱几首歌，印象中最后一首是德文歌曲。叶先生嗓子好是出了名的，那日一听，真是领略了，歌声与实际年龄“严重不符”，透着一股子年轻人的活力。聚会临近结束，我从背包里抽出提前准备好的书，请叶先生签名，叶先生反复问我的名字，生怕写错。最后，大家选了块不见“杯盘狼藉”景象的背景，拍集体照“存档”，照片上的人真是“影影绰绰”——有的撑得肚歪、有的眼神迷离，更多人是面部绯红、油亮，好似刚做完面部保养、走出美容院时那样。拍完照，“各回各家”。

本文作者在赵大年家中      摄影/南山

我和瑞田先生说：“我跟叶先生也见过一面，只是没单独拍过合影。”

瑞田先生答道：“与文化人留点合影才好。我年轻时也不爱合影，现在找出一张都觉得珍贵。与邵燕祥先生经常见面，也没有照片，遗憾。”

细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刚工作那几年天天不着家，不是在赶稿，就是在见各种人的路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白本子，采访一个人，就请他们在本子上题两句词，有不善言辞的人干脆画两笔，为的是记录一下一天天都干了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日志”。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几十页白纸填满了。后来一心做编辑，在办公室里编版的时间多了，对采访越发倦怠，即使采访，白本子不带了，音也不录了，写什么多半靠“即时记忆”，外加采访本上的一些散装“词句”。短时间内还记得住，如今再看，如同“摩尔斯电码”一样未知。我确实有点后悔，毕竟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字也是“管中窥豹”——自己出题自己猜，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看不真切。但话说回来，究竟有多少采访能看明白一件事、一个人？其实都是在选择最适宜的言说角度罢了，亲眼所见，并非事实。至于合影，机会真的很多，基本没拍过，一来长大后就不爱拍照，不习惯在镜头前的做作；二来个人形象也不值得拍，我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另一个人年轻、时尚；三来，既然留念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非得选择拍照呢？再说已经有白本子了，来日方长，有机会再见的，下回再拍。

事实证明，我还是错了，与大部分人真的是“一面之缘”；一面过后，余生或许都不会再见。加之三载疫情，不敢冒昧去家中拜访，生怕送去问候的同时捎带脚“拽”上病毒，平日沟通尽数依靠网络，几乎不怎么出门，以至于生活逐步回归正常之后，已然不习惯面对面的交流，甚至有些“社恐”……疫情终究是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习惯。一天，闲来无事，刷着自己近两千人的微信好友，粗略筛选之下，发现真正能将自己的生活与之“曝光”的不过二三十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哪怕经常见面，哪怕自认为很熟，就真的能走入你的生活？相反，有些人只见过一面，甚至从未谋面，却须臾不离，彼此信赖。这就是生活给予我们的辩证法，也是“一面之缘”在我认知世界里的真实存在。

几年前，在挚友的引荐与帮助下，一家出版社冒着“一本都卖不掉”的风险，准备为我出一本人物采访作品合集。整理出十几万字不是难事，我甚至想好了这本书的书名——就叫“一面之缘”——确实都是见第一面时写的。但真把这些文字集合起来时，我疑惑了：这个人是这样的吗？这么写是不是有些偏颇？这样的文字是不是太过轻薄？进而，我动了重写的念头。但真开始重写了，又不知道写什么，写了删、删了再写，多以“烂尾工程”告终……一来二去，这本《一面之缘》终于在我的“念念”之间“流产”了；我是解脱了，却对不起屡次善意催稿的出版社编辑和为我四下联络的挚友。交往程度的加深、世事多变的催促、成长过程中给予的种种“痛击”，我不再敢像“场面人”那般见人就说和某人“很熟”（为拉近关系，原来确实这么说过，结果“自吞恶果”），很难下笔写真；再说了，我连张合影都没有，怎么敢“无证据定性”呢？

编辑了上千篇文章，经常看到作家朋友在文末说“永远的遗憾”，起初我以为是个“程式化”的写作表达，但真当经历，才意识到这五个字的分量。2019年7月1日，赵大年先生因病故去，第一时间得知消息，顿生怅然若失之感。出于新闻报道需要，必须拟个消息，在敲字的那一刻，我的思维是混乱的，每个字符都力重千钧……第二天报社计划推出深度报道，当晚我住在报社，草就《老朋友·新朋友》一文，直至今日，都觉得那是我最用情、用力、用心写的一篇千字文。对我来说，没有赵老，我不会下定决心去当编辑；而赵老的晚年岁月，也因再度在京城的报纸“亮相”而韵味悠长。在交往的四年时间里，虽然不时去探望、闲聊，从没想过拍一张照片，直到2018年11月和朱小平老师去送稿费，才在朱老师的提醒下拍了一张照片。暗黄色灯光下，赵老很精神，而我面部憔悴，一如灯光，这合照羞于示人，只可“秘藏”供怀念……没承想这头一张照片，竟也是最后一张。最令人叹惋的是赵老记忆中那一段段真实的文坛秘事和逸事，因种种原因并未形诸笔墨，即使说出来的也是零敲碎打，大部分都随着升腾的红塔山香烟烟雾飘散开来，杳无踪影。这真是“永远的遗憾”。

与好友交谈时，我笑称自己是个“生活在时代夹缝中”的人。毕竟真正开始做报纸副刊编辑之时，那些文坛名声显赫的大家已渐行渐远，加之手机等移动端迅速占领生活，传统媒体“反应迟钝”，一时失去了在新媒体领域站稳脚跟的主动权。报纸副刊的意义，从呼唤、引领时风，更多转向陪伴和记录——陪伴读者、陪伴作者、陪伴报纸；记录历史、记录时代、记录情感。这样的定位，决定了副刊编辑要从耀眼的聚光灯下退到幕后，去坐冷板凳，去耐寂寞。或许副刊编辑的工作与时代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日常交流作者的年龄要大二三十岁甚至更多，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充足的时间和机会静下心来去交往一些人、思考一些事，培育自己“学者型”的基因。当然，相较于在编辑行业历练几十年的资深编辑，与一些人的交情以十数甚至数十年计，我的交往仅停留在工作和业务层面，至于其他，真就是“一面之缘”。这是时间赋予的特权，无可取代。

虽然至今在各种聚会中“叨陪末座”，已而立之年有时仍对真实年龄“羞于启齿”，但能够有和许多前辈交往的机缘，对我而言仍是幸运。现在入行的副刊编辑，很难有这样的体验了。

瑞田先生鼓励我：“你现在正是出成绩的时候，何况有这么多前辈帮助你。我现在可羡慕年轻人了！”

又是时间在“作怪”，但愿。

今天编稿时读到一句话：“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确实，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许多事不可预料。趁着来之不易的安稳，确实应该去看看未知的世界，去会会许久未见的人，并且及时合影，留住那些曾经的美好，纵然失去的已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