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去世20多年了，很多往事都变成了旧事。

我的老家在山东莱阳，记得7岁那年，父亲和几个同乡搭伴出去闯关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4人在老家过着极其贫寒的生活，常年吃的是生了虫子的地瓜干。由于没有柴烧，一天只能吃一顿热饭，其它两顿全吃凉的。父亲一年只能回来一次，住个四五天就得返回东北。母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年365天最大的盼望，是父亲回来过年；最大的失望是过了春节父亲就得离家出走。记得那年初四一大早，父亲背着行李离开了家，刚走不一会儿就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顷刻间，村庄、田野、山川都被裹进暴风雪中。望着外面的大风雪，母亲坐在锅灶旁默默地流泪。看母亲流泪，我也流泪，用小手给母亲拭擦脸上的泪痕，母亲抱住我哇地一声哭出了声。那天晚上，全家谁也没有吃饭。从莱阳到烟台90多公里，步行需要一天一夜，没想到第三天天还没亮，父亲又回来了，他满身冰雪，眉毛胡子挂满冰碴，狗皮棉帽冻在头上已经摘不下来。父亲说从烟台到大连的船停运了，哪天恢复不一定，只好又返回来。真不敢想象，父亲在大风雪中走了两天两夜，饿了啃几口冻馒头，渴了吞几口雪，踏着没膝深的积雪，顶着寒风，是怎样艰难地走回来的！这情景成了我童年的梦魇，经常梦到父亲在漆黑的夜晚，顶着狂风暴雪艰难跋涉，一不小心掉进一个一米多深的雪窟窿里，大雪刹那间便把父亲掩埋了。吓得我哇哇大哭，每次都是母亲摇醒我，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不怕不怕，有妈在有妈在……这梦魇缠了我两三年，直到九岁那年，父亲把我们接到东北，在大连瓦房店得利寺安了家，这梦魇才慢慢消失。

到了得利寺，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的艰辛劳作，挣钱养活我们是多么不容易。他是个筐笼匠，在得利寺筐笼社编装苹果的笼子，父亲很能干，别人一天编十几个，他能编二十几个，年年被评为劳模标兵。有一天放学，我到筐笼社找父亲，看到他和工友们正在捞条子，一捆捆的条子泡在一个脏水坑里，需要泡半个多月，把条子泡软了，才能捞上来编筐。我去时，父亲正站在齐腰深的脏水里往上扔条子，他全身沾满了污泥，一捆又一捆的往上扔。那一天，我才知道父亲来东北干的竟是这样又脏又累的活，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汗、用血甚至是用命换来的。

中学毕业后我参了军，筐笼社也解散了，父亲被分到生产队当护青员。让他当护青员，是生产队长看他为人耿直，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外号被称作老铁头。他也确实不负众望，在执法中六亲不认。我十几岁的侄子偷了几个苹果，他捉住后一顿打骂，主动到生产队替侄子交了罚款。那几年，他捉了不少偷生产队东西的社员，得罪了一大批人。

担任护青员那些年，父亲的事迹上了报纸，被评为县劳模，当选为贫协代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辽宁作家协会主席李敬信，曾在得利寺公社挂职体验生活，回去后，以我父亲为原型写了篇小说《老铁头》，刊发在鸭绿江月刊。当时，我在部队文学创作上也颇有点小名气，被吸收为辽宁作协会员。有一次开笔会，李敬信得知我是得利寺人，问我认不认识宋华清，我说那是我父亲呀！他听后开怀大笑，讲了我父亲很多勤劳淳朴、公而忘私的故事。

1967年，我三弟也应征入伍，在青岛北海舰队某作战室任标图员，不幸的是，不到两年就因公牺牲。我和父母亲去部队认领骨灰那些日子，母亲天天以泪洗面，父亲虽然不吭声，但常常在没人的地方默默流泪，极大的悲痛碾压着两个老人破碎的心。但当部队首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们却同时摇着头说没有。父母亲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父母一样，他们没有文化，说不出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却有高尚朴素的家国情怀。他们的儿女为国捐躯了，他们却不向国家提任何要求，唯一接受的特殊待遇，是每年春节公社慰问的二斤粉条和二斤白面，因为他们把这两样东西视为儿子回家过年了，心情沉重地摆在供桌上，跪下给儿子磕头。

三弟牺牲后，母亲得了抑郁症，转眼间就衰老了。她每天坐在门前的枣树旁，呆呆地看着北方，担心着另一个儿子在部队的安全。四弟把母亲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正在事业巅峰的我，决定转业回家尽孝。那天，当我背着行李走到家门口时，发现母亲坐在青石板上，一脸的木讷沧桑，我扑跪在地，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妈……

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大连市政府工作，并给我分配了住房。正当我想把父母亲接到城里时，母亲突然得病身亡，走时才60岁，剩下父亲成了我唯一的牵挂。可是他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每次来住不了几天，就急着回农村的家，因为那里有他养的鸡鸭鹅狗，还有他开荒栽的几十棵果树。

我一直努力着奋斗着，虽无大的成就，也取得了一些小的进步，在市政府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局级干部。春节回家，父亲看我车回来，就偷偷问我：你现在是多大的官？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就笑着说：和你们的县长差不多。他听后，并没显得多高兴，而是沉重地告诫我：你当了官可别犯错误啊。这以后，每年春节回家吃年夜饭时，父亲总要问我犯没犯错误。常言说：过年要说吉利话。我生气地反问他：你希望我犯错误呀！他看我不高兴了，就不再说什么，一个人喝闷酒。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担心和大爱。我的父亲见我当了官，却心生几分忧虑，我知道他所说的犯错误，就是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

父亲和所有的父母一样，看到儿女的进步，都会喜形于色。父亲虽然从不当面夸我，但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成为他人前炫耀的资本。儿孙们的出息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显摆”“嘚瑟”的话题。我大女儿考上北大后，他故意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几乎告诉了村里所有的人。当人们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又夸赞几句后，他才能满足得意昂首挺胸地离去。

199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借调我到北京给一位开国将军写传记，住在总政招待所，这给了我一次尽孝的机会。我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并特意选择了乘坐飞机，让他也尝尝坐飞机的滋味。

将军知道我父亲来了，特意在王府井全聚德摆了一桌全鸭宴招待父亲。我父亲能喝酒，七八两没问题，但酒后话多，嘴上没个把门的。我叮嘱他少喝酒少说话，将军问一句说一句，不问就别说，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要看我眼色行事。他点点头，不知所然。

酒桌上，将军与父亲坐在一起，开始时父亲还有些拘束，将军问一句他答一句，尔后看看我，意思是他答得对不对。我点点头，给他一个鼓励的目光。将军频频给父亲敬酒，用的是半两酒盅，将军每次只抿一小口，而习惯了用饭碗喝酒的父亲，一仰脖就是一盅。几盅下肚，便忘乎所以，也不看我眼色了，将军问一句他能说十句。听父亲讲他闯关东的故事，将军不住地点头，有时凝重，有时开怀大笑。两个老头，一个是战功卓著的将军，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越聊越近乎，酒桌上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饭后，将军对我说：你父亲很有意思，淳朴真实，他一生不容易，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让他在北京多住几天，带他参观一下北京的名胜古迹。

第二天一早，司机就开着车来接我们，让我带父亲去参观长城。

真应了那句老话：人逢喜事精神爽。到了长城，一个快70岁的老人，竟然健步如飞，一路向上，甩下我有一个烽火台的距离。

我领父亲参观故宫、登天安门。他急着问我：毛主席是站在哪根红柱子旁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一一告诉了他。于是，他站在这个地方，庄重威严地留了影。我看他挺着腰板，笔直站立，一脸自豪的神态。

后来我才知道，他回家后，有机会就向邻居们炫耀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拿出一大摞照片给大家看，特别指出他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照的几张相……

北京一行，成了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也成了他骄傲的资本。我能理解这个苦了一辈子的父亲的那种心情，不管他在乡邻们面前怎样吹牛，我都没有责怪他。

父亲82岁那年冬天，突发脑溢血去世。给父亲守灵那天晚上，我默默掀开蒙在父亲脸上的白布，父亲平静的脸上，似乎还留着那份知足骄傲的神态。一个辛劳一辈子的中国农民，就这样带着他那一代人的淳朴与坎坷走了，走进了历史。我摸摸他的脸，脸是凉的；摸摸他的手，手是凉的！我不断地给父亲灵前的火盆里添纸钱，火苗一次次蹿起来在寒冷中抖动。我知道，明天火化后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童年那个冬天的风雪留住了父亲的归期，而这个冬天的寒风却没有留住父亲。他匆匆地走了，永远地走了，去另一个世界找我的母亲和三弟去了。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无意义，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旧事，几代人过后，都将变成破碎的游丝，在岁月的河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听着家人们在父亲灵前的一阵阵哭声，我泪如雨下……不知是在哭父亲、哭逝去的亲人，还是在哭自己！

这哭声，越来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