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喜儒，长期从事对外文学交流工作、研究翻译日本文学。出版有《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樱花点缀的记忆》《中国魅力》《巴金与日本作家》《屐痕碎影》等，翻译日本长篇小说《风的生涯》《花葬》《泥流地带》等30余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翻译、副主任等，现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廖公会见陈舜臣

1979年10月17日，我陪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先生一行从丝绸之路采风归来，刚到北京，领导就通知我说：明天下午，廖承志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陈先生，你去当翻译兼记录（机关没有速记员），之后编发一期外事简报。另外，按照惯例，在中央领导会见之前，接待单位的主要领导要提前到场，当面汇报，所以你要赶写一份汇报材料，尽量详细些，最晚明天早上交到办公室。

说句老实话，领导交待的这四项任务（翻译、记录、写材料、编简报），我最憷的是翻译。汇报材料好办，都在心里，写出来就是。记录也不难，长期从事口译工作，养成了手不离笔的习惯，经过常年的职业训练，速度、准确度与速记员差不太多。问题是翻译。廖公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世人皆知的日本通。 为他当译员，既是外事工作，也是政治任务，不仅要“当场”“立即”忠实地将他的原话原义原滋原味地译成日文，正确无误地转达给对方，而且要考虑在语音语调、遣词造句、言谈举止等方面，得当得体。但是，我没见过廖公，也没听过他的报告，不知他讲话是否有广东口音，我这个北方人，能否全部听懂？再者，我手里没有廖公讲话稿或讲话提纲，不知廖公明天讲什么？倘若是西域文明、丝绸之路或者一般的中日文学交流情况，我还略知一二。如果是兴之所至，海阔天空，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古今中外，包罗万象，滔滔不绝，信马由缰，可如何是好？

我知道自己的日语水平、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外事经验、对我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学习和理解、对国际形势和日本情况的把握，都很不够，尚无资质和能力、信心和勇气为廖公当翻译，甚至连临阵磨枪，都不知道该磨什么。但当时中国作协日文译员仅我一人，赶鸭子上架，不上也得上，只好硬着头皮，滥竽充数，勉为其难。

廖公当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港办主任、外办副主任，中日友协会长，声名显赫，海内海外，如雷贯耳。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学习日语的莘莘学子的心目中，是遥远而巨大的偶像。几乎从学习日语开始，有关廖公的故事、传奇、逸事趣闻就不绝于耳。

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在日本生活了十六年，不仅谙熟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而且练就了一口地道的日本话，连东京土话——江户腔也张口就来。后因在早稻田大学参加反对当局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驱逐出境。他的日语，发音标准、生动、流畅。他在北京电台发表日语演说时，日本听众都说他的声音和本国人一模一样。

他1928年入党，在万里长征中，曾任红四方面军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差点被处决。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负责港澳台、华侨事务，积极协助周总理领导对日民间交流，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了解熟悉日本的干部，麾下人才济济，有“四大金刚，十八罗汉，数百小僧”之说。远在中日建交之前，对日交流就搞得风生水起，气象万千。他的特殊经历以及在我国对日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他在日本各政党、各地方、各界别、各行业都有很多朋友和广泛影响。1972年9月，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首相时，指着他诙谐地说：他是在你们日本出生长大的，这次你把他带回去吧。田中也诙谐地说：好呀，廖先生在日本各地知名度很高，如果竞选国会议员肯定会高票胜出。

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擅长诗词书画，通晓日、法、英、德、俄语，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没有架子，不打官腔，热心肠，乐于助人，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一个在宴会上总饿肚子的年轻翻译说：一要翻好，二要吃好，有这两好，才是合格的好翻译。

据著名翻译家、原文化部副长刘德有先生回忆，廖公曾两次为他解围。

第一次是1955年10日15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就说：“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德有先生想把人种翻译成种族，但由于心怦怦乱跳，慌乱中竟把种族译成了民族。周总理听到他的翻译后立刻纠正说不是民族，而是人种。听到总理这样说，他更紧张了，腿都不自觉地抖起来，一时间陷入不知所措的“恐慌”之中。这时廖公急忙坐到主席身旁，说我来我来。会见时间三个多小时，刘德有先生全神贯注地听主席讲话和廖公翻译，受益多多。廖公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他在给毛主席当翻译时不仅日语流畅，而且传神，该俏皮的地方俏皮，该严肃的地方严肃，使日本客人感受到毛主席讲话有很深的哲理又风趣幽默，引起一阵阵笑声。

第二次是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盛典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毛主席说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德有先生不知是哪几个字，再加上紧张，不明其义。廖公看到他的窘态，立刻用日语把这句话译了出来：同类呼友。日本朋友立刻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

第二天下午，当我惴惴不安地走进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时，心想事已至此，急也没用，索性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尽力而为吧！没想到，这样一想，烦乱的心绪反倒平静下来，脚步也轻松了许多。

在江苏厅，廖公与我们一一握手。他从沙发上起身时，可能是坐的时间太长，身体沉重，有些费力。廖公心脏不好，为减轻心脏负担，必须严格控制体重，但他贪嘴，特别好吃。他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海里游的除了兵舰，陆地上跑的除了坦克，四条腿的除了桌子，两条腿的除了人，他全都吃，因此体重不断增加。夫人向周总理告状，周总理严令三不准（不准多吃、不准贪吃、不准偷吃），全家严格监督执行，从此肥仔美食家陷入了“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但我看眼前的廖公，面色红润，精神饱满，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悲惨”，心想大概没少偷吃！

我对廖公说：我的日语不行，领导叫我给您当翻译，吓得我魂不附体，紧张得浑身冒汗。廖公笑了，问我多大，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您题写校名的大连外语学院就是我的母校。廖公安慰我说：没什么难的，用不着紧张，一紧张会的也不会了。多练几次就有经验了。他还开玩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我心想：您这个年纪时不知为国为民做了多少大事，我与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任何可比性。

汇报开始时，廖公一边翻着我们报上的打印材料，一边听，不时插几句话。

右起：廖公、本文作者、陈舜臣

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先生说：陈舜臣，是东汉时称窃贼为“梁上君子”的陈寔的后裔，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迁台湾，父辈经商，移居日本。他1924年生于神户，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印度语科，用日语写作。1961年，他的小说《枯草根》获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1970年开始专业创作。他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跻身于日本当代大家名家之列。但无论从思想气质来说，还是从文化性格上来看，他都是一个地道的有很高艺术造诣的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对祖国悠久历史有着深湛熟稔研究和理解的历史学家。

这次他带着全家和两名日本助手——专事报道他行程的新闻记者、小说家伴野朗，为其绘制插图的画家西村百合子回国，为写《三藏法师之路》收集素材。他们沿着玄奘取经学法的路线，访问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等地。据说这类游记，在日本一般也就发行两三千册，而陈先生的文字优美生动幽默富有哲理性，他的书很受欢迎，动辄发行几十万册，所以各家出版社都千方百计地抢他的书。

他在日本人和旅日侨胞中，口碑甚佳。有一位热心于日中友好的日本政治家想请他去故乡讲演，但日本著名作家的讲演费昂贵，每次为五十至一百万日元。政治家经费拮据，颇费踌躇，但陈先生知道后，分文不取，自费前往。政治家感慨涕零，访华时，亲口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总理……

廖公问陈先生的书在国内有无译本？之后对坐在队尾的我说：你谈谈去新疆的情况。

我说：陈先生对中国作协的邀请和新疆侨办的接待非常满意，多次表示感谢。一路走来，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他知识渊博，满腹经纶。本来在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而且认真地写了笔记，但一踏上丝绸之路，马上就发生了“知识危机”。因为在这条联结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古希腊和波斯文化的道路上访问，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知识，寸步难行。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等在这里交光互影，汉、希腊、波斯、阿拉伯、吐火罗、吐蕃、突厥、回鹘、蒙古、西夏、察合台、梵文等十几种文字的文献典籍琳琅满目……而我，对这一切根本不懂，只能死译硬译。

但我惊奇地发现，陈先生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这使我感到莫大安慰。但我还是不放心，每参观完一处洞窟，就对他说：我是门外汉，如果没听懂，我再重译。陈先生总是憨厚地笑着说：“懂了，懂了，真的懂了。”后来我发现，他的确真的懂了，但不是现在懂的，而是早就懂了。史书典籍中有关沿途的记载，他早已烂熟于心。对于当地说明材料中的某些谬误不确之处，他甚至能引经据典，予以订正。

前排右起：西村百合子、伴野朗、廖公、陈舜臣、蔡锦敦、冯牧、林绍纲，后排右起：陈妙玲、谢素娟、本文作者、陈立人、陈由果

我是一边走，一边学，他给我讲佛教、伊斯兰教的起源、教义、传入中国的路线，讲小乘宗、大乘宗及其流派的异同。在塔什库尔干参观时，他告诉我，在《大唐西域记》中，唐玄奘取经回来，路过葱岭，在朅盘陀国小住，受到国王的盛情款待，而朅盘陀国，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廖公饶有兴趣地听完汇报后说：陈先生著作丰富，影响深远，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应该为他写作采访提供方便，帮助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陈舜臣一行到达时，廖公去门口迎接，合影后，回到大厅里落座。廖公在表示欢迎之后，问陈先生有几个小孩，都多大了，做什么工作，有没有继承父业的？国内有没有亲属？《三藏法师之路》何时可以完成？这几年日本文学有什么新人新作？廖公说：您用您的作品、您的心血和汗水，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搭建起一座心灵交流的桥梁，为加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几年，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欢迎陈先生经常回来走一走，看看，把历史的、现实的中国告诉日本读者……

不知廖公是有意照顾我，还是平素也这样，没有一句官话套话，就像与老朋友聊天一样，家长里短，自由自在，行云流水，亲切自然。

陈先生虽然博览群书，学养深厚，但讲不好普通话，只好用日语表示感谢并回答廖公的问题。说回到日本之后，马上去印度，寻访玄奘的遗迹，年内要把这本书写完。

廖公与陈先生聊历史聊文学聊家常，很高兴很开心，不知不觉中（不知是觉得我这个翻译蹩脚，还是觉得直接用日语交谈才能尽兴），也讲起了日语。我喜出望外，一边记录，一边把他们的对话，译为汉语，转述给陪见的作协领导。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会见，我虽然满头大汗，心惊胆战，然而有惊无险，没有翻车、掉链子、卡壳，总算勉强完成了翻译任务。

此后，又见过廖公数次，但都是会见日本作家代表团，没有太紧张，印象也不深。唯有1979年10日18日下午，廖公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陈舜臣先生一行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