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钺，荷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团主席、荷兰华人友谊中心秘书长、北京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北京海联会理事、旅荷华侨总会荣誉会长，中国侨联海外委员。

本文作者

前不久，朋友送了只不到三岁的松狮狗给我家，名叫俏俏，正好与松狮狗的英文名发音相同。松狮狗原产于中国，有2000多年历史，据说唐朝时很受皇帝宠爱。我家人都喜欢它的萌相，我却注重它的出身。每当遛狗时有人夸奖这狗漂亮，我便要强调一下这是只中国名犬。

俏俏什么都好，就是不喜欢放鞭炮的声音，只要在外面听到鞭炮声，它便掉头就往家走。这几天外面鞭炮的声音渐渐多起来，不禁让我想起又快过年了。我所说的过年是指元旦。荷兰人过元旦很像中国人过春节，随着午夜十二点钟声敲响，烟花怒放万炮齐鸣，阵仗绝不在中国过年之下。刚来荷兰时还真被这场面惊着过。

我觉得放花放炮是过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特别是在小时的记忆中，春节和放炮是分不开的。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自有记忆以来，春节的场景都是印象最深的。我现在能记起的最早的事情就是我家住北京东四十条时，院子里的大孩子在人家睡了觉的大人窗子下面放炮的恶作剧。从时间上推算，那时我应该是两岁左右。1961年初冯雪峰从梯子胡同搬到北新桥住，我家从东四十条搬到他的房子住。1961年初，应该是两岁半不到。之后的几年，能记起的事也大多与春节有关。记得1966年前，我母亲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大年初一都搞团拜会，地点在二楼的食堂里。一进场，每个小孩子都可以领一大包礼品，里面装着各种吃的，相当有诱惑力。之后就可以参加各种有奖游戏，比如头上戴个大头娃娃面具去摸鼻子抽奖。大人们则去搞一些猜谜语之类的游戏，也都很开心，完全看不出在后来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所描写的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氛围。我还记得，在我们那个宿舍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就是我父亲黄肃秋。院子里的大人中，有鲁迅的朋友杨霁云，我从未见他有过笑脸；有老报人、标题党的始祖，写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张友鸾；有《林海雪原》的责编龙世辉；有和周扬一起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谢素苔，还有中国电影出版社的总编辑任大心。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除了龙叔叔动手能力比较强，自己会做毛主席纪念章外，其他人都是些即无趣又无能的人。我父亲每年都会买很多鞭炮给孩子们分。他还会去文具店买一些高粱秆和纸，带着孩子们一起糊灯笼，糊的都是方形的宫灯，上面还会写一些灯谜让大家猜。他是孩子们心中的偶像。我父亲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每到夏天晚上，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聚到我家门前，磨我父亲给他们讲故事。我父亲可以把《蜀山剑侠传》从头讲到尾。

作者与参加全荷华人新春庆典的外国友人合影

1969年9月27日，我随父母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0年和1971年的春节我家都是聚在我们“共产主义学校”的宿舍里过的，那两个春节过得十分凄苦，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记得家人一起在县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多年后在看那张照片，各个一脸苦难深重的样子。我小学毕业时就是把那张合影里我的那部分剪下来去贴毕业照。

1972年，我父亲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去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我们也都一同前往。因为母亲既不老弱，也无病残，母亲便被安排担任副排长，负责劳动生产。母亲手下无强将，只有弱兵三四人。其中包括方殷、松涛、冯雪峰和我。丹江分校没什么重体力劳动，就是种种菜之类的轻活儿。比较吃力地就是拉平板车去县城采买。湖北的平板车车身很长，车辕大概是车身的一半长。车上装物时要注意重量的平衡，车的后半部货物要比前半部稍重些，这样上坡时驾辕人身体前倾，车辕下压，下坡时车辕上扬，车尾拖地控制速度，驾辕人直立身体，借着惯性和前后重量的平衡，一跃三步地快速奔跑。在我母亲的麾下，驾辕这活都是我干的，那几个老弱病残也只能在旁边帮着拉拉套。记得东西拉得最多的一次就是1972年春节到县城里办年货，那次可真差点要了我“盒儿钱”，多亏路上有“同行”相助，否则非得多跑一趟。不过，拉着满车的年货回去，得到大人们的夸奖，心里还是很得意的。那时的人确实很单纯，很善良。

作者担任2004年全荷华人新春庆典总指挥

2004春节与获得名次的侨团队合影

2004春节留影

1972年干校有了新政策，每家可安排一个孩子回京读书，我们家就让我回北京上中学。记得那时尼克松访华，我们不能进京，要等他走了以后才能进京。回京后，由于我家住房被人占据，我只能借住在物理学家陈森玉家中。一次在他家阳台上燃放我从湖北带回的花炮时把手炸的惨不忍睹，把森玉哥吓得够呛。下半年我的父母也回到北京。

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物质还是相当的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是很普遍的现象。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各显其能，操办年货。记得有一年，我有个朋友去顺义插队，他说他们那里可以搞到花生瓜子和鸡鸭之类的食品。我父亲便给了我100块钱去办货。我是从东直门乘坐长途车去顺义的，坐的是一辆大鼻子顶黄身绿长途车，车子很老旧，车里很低矮，从地板到车顶也就一米七多，我身高一米八多，车上人很多，我没抢上座，只能猫腰站着，两三个小时车程下来，人都差点撅过去。到了要去的地方，朋友早在车站等候。见面后，他并没带我去他住处，直接把我拉到村里的合作社。他告诉我年货都有着落了，让我不必操心，他们准备的山货都不用钱，先用带来办货的钱买几个罐头，几包烟，两瓶酒。之后我们就去了他的住处，和他一起住的还有两个知青。穷乡僻壤相遇，大家一见如故。接着就是迫不及待地大吃大喝大抽。如此日复一日，周一干到周五，我说明天就周六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家里不放心了，你赶快把年货准备好，我明天就回去。当天晚上他们几个知青说去给我取货，拎着我的旅行袋就出去了。很晚他们才回来，旅行代理装得满满的。朋友打开袋子给我看，上面有只鸡，说下面是些山货，我就没细看。第二天拎着年货回到家中，打开袋子汇报成果，结果，除了上面那只鸡，下面都是些萝卜土豆白菜之类的货色。我妈问我多少钱买的？我说都用了，她就没再问，只说我再给你点钱，你明天早点起，去朝内市场排队看能买些什么吧。这天晚上我没睡觉，叫了个同学去朝内菜市场门口排队。那时北京春节前的天气十分寒冷，我和同学轮流去朝内市场西面一个公共厕所里取暖。那个厕所里有个炉子，这种配置并不多见。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菜场一开门，我们便拿出挤公交车的本领，一通狂挤，最终收获满满。买了带皮毛的冻兔子，买了带毛野鸡，买了冻鱼，还有一些记不清的东西。这样的经历说给今天的人听，恐怕真的很难理解。有时我对孩子讲，今天能有这么好的日子，我是真的很满足，而且也应该好好珍惜。

作者和荷兰外交大臣鲍特、中国驻荷兰大使薛悍勤等参加中国新年活动

1999年我移居荷兰，那时我最不适应的就是荷兰的华人多数都不过春节。像我这初来乍到的人，只能独自守岁包饺子，偶尔能约上几个北京老乡打打麻将，仅此而已。2003年开始，荷兰华人举办了首届全荷华人华侨新春庆典。因为是第一届，组委会怕参加的人不多，所以组织荷兰各地的华人到海牙参加庆典。我当时正开旅行社，于是无偿为大会提供了19辆大巴。2004年开始，我连续几年担任全荷华人春节庆典的总指挥。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荷兰中国文化基金会，我担任首届副主席兼财政总监。春节活动也逐渐做出了规模，做出了品牌。现在，全荷华人春节庆典活动已经成为荷兰侨界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荷兰，过春节的人也越来越多。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疫情，我已经快三年没有回国，对家乡，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特别是，北京女儿在2020年为我生了个超级可爱的小外孙，孩子快两岁了，我还没能亲手抱一抱他，每每视频时，心中即喜且酸。期望该走的快点走，能让我早日携家带口回国和女儿、外孙团聚，以解心中的思亲之情，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