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与北京文友平君结伴走访岭南某地，他对当地尚存的众多宗祠甚感兴趣，搜集了大量古砖般硕大厚重的文史资料。相形于我的每到一地都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临了不携片纸的散漫懒惰，用心用功之深，使我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读书人！他热衷文史，多有专攻，回京后，从微信给我发来新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孔子后裔的结局》一文，让我知道了许多先前不知道的事情。

岭南行前，平君曾为他主持的刊物约稿：

大哥这么多年客居广州，过中秋节有无感慨，会思乡否？习惯当地习俗吗？我杂志九月搞主题策划“月是故乡明”，大哥有无兴趣写文？可长可短，悉听尊便。

我未便直接谢绝，委婉回复：

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标题《没有故乡》，题记“我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写的就是我自己的故乡观。我可能天性有点叛逆，不想受“家国”“姓氏”之类的任何拘束。发了这么多年拙文，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极厌恶各类旧学旧习，常是率性而为，只要自己可以决定，就尽可能远离世事。拨弄文字，不过是怡情而已。

少年下乡，独立谋生，偶有酒肉便是过节，雨雪停工便是放假，对任何土节洋节均无感觉，也从不过生日。至于想家思亲，则是日日功课。半夜醒来，床前明月光，即刻泪满眶，哪里会“每逢佳节”才“倍思亲”。习俗的种种讲究，因此淡薄，也因此淡薄了传统本身。

平君大作《孔子后裔的结局》一如既往考据严密。但因为某种莫名的成见，我对孔家的事不怎么上心：

拜读。福也孔圣，祸也孔圣。何如布衣，荒草一塚。

又补了一句：

中国古圣，我独喜庄周一人。

这自然是无知者的妄语。

没想到他也是极尊崇庄子的：

两千年大儒前赴后继，庄周只有这一个。儒多而庄子无可比拟！庄子的文采是所有儒者不可比的，历来才人可以不读儒，但不可以不读庄。

谈论古贤，远超我的知识范围。他一旦较真，我绝对无法应对。于是翻出《孔子后裔的结局》一文中提到的孔尚任名作《桃花扇》，从里面抄了一段唱词打岔：

白门弱柳许谁攀，

文酒笙歌俱等闲。

惟有美人称妙计，

凭君买黛画春山。

我的意思很明白：别说学问了，还是说说“美人”“春山”比较轻松。

他以为是我的“大作”，回复时连点了三个赞。

我赶紧发过去一个憨笑的表情：

是《桃花扇》的唱词。

之前因为羡慕他的旧体诗，起过拜师的念头，想想自己的不肯吃苦，终是作罢，只好拿古人装门面。

清初诗人孔尚任因讲经受到谒孔庙的康熙称赏，由秀才成为国子监博士。其间创作了《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为一时双璧”，并称“南洪北孔”，是康熙年间的文坛双星。名家学者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剧作的最高成就，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奇葩”“……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清·刘中柱《桃花扇题辞》）“……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梁启超《小说丛话》）

可惜小时候没钱看戏，成年后又无此雅好，无缘领略，只大抵知道《桃花扇》演义的是男女的悲欢离合。心里颇多疑惑：通俗作家“李笠翁”就不去说他了（我对李渔也是五体投地的），名家学者们不是公推过敝同乡“汤临川”是“东方莎士比亚”吗？更早前的关汉卿不是连外国人也说是“第一流的伟大戏剧大家”吗？（《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更让我难免腹诽的是，有注重名节的前朝遗老父亲在先，孔尚任依然入仕了康熙朝。被历代钦定可以德化天下的儒学不是讲究“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吗？如果连自己的嫡系后世都不能坚守，又谈何德化天下呢？

因为《八大山人传》的写作，我对清初那段史实略知一二。明灭之后，除了南明小朝廷的胡闹，社会上还是多有志士奋起抗清，悲壮卓绝。与孔尚任同时代的杰出画家八大山人，对作为宗室后裔逃禅避祸、“累累若丧家之犬”，是深感愧疚的，一生中曾用多方印章自谴自责。半百之后还从善待他的地方官员衙门佯狂还俗，宁可流落民间乞讨为生。

当然，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一点苛求古人了。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个人是太渺小了。气贯长虹的英雄义士自然令人崇敬，但那些存有做人的起码良知，不卑鄙，不损人，不卖友求荣，依靠自己的才华安身立命者，即便怎样的“精致”，别人似乎也无可厚非。

况且，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塑造的李香君身为歌妓却不畏强权，令所有男角逊色，是不是也透露了作者某种难言的心理？

探究《桃花扇》的人物塑造，微信无法承担，只能长话短说。因为平君对我的不通格律颇为体谅，再三说意思到了就行，格律并不重要，我也便不惮糟蹋斯文，为求文字简短，干脆照格律诗的样子写成分行文字，大言不惭：

戏步孔尚任《桃花扇》唱词韵：

豪门高台谁不攀，

皓首穷经只等闲。

逍遥唯有漆园吏，

吸风饮露在神山。

“两千年大儒前赴后继”，无数人苦读寒窗，只为一旦出头，可以把一肚子经史子集货与帝王家，从此攀上豪门高台。正因此，庄周自外于如潮如涌的禄蠹，甘于贫贱，甘于寂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如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庄子·逍遥游》），显得那么高贵。

由此又想起1998年山东朋友热心领我访曲阜。那天下午只有我们几个闲人，斜阳清冷，寒鸦寥落，殿阙空寂，正可以凝神朝圣。而我却像有狗咬脚跟似的，孔府、孔庙、孔林，皆一掠而过，令朋友不解。从小处在社会底层，草根意识浓厚，我对权贵有一种天然的隔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京进修半年，难却朋友邀请的盛情，从故宫后门不足一小时就鼠窜出前门。

根器浅薄，尤乏耐心，不好读书，更不求甚解，凡事浅尝辄止。这是我至今不能成器的一个原因：

大成殿前懒登攀，

至圣先师空自闲。

一介乡塾足可敬，

何必旌表满坟山。

想想这类打油幼稚肤浅，没必要继续丢人现眼，于是说：

本想一气胡诌十首，恐让人见笑，打住。

平君很是理解：

大哥是性情中人。高屋纵论，会警醒于我，有助思索。

因为缺乏教养，我说话口无遮拦，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自觉的自负甚至狂妄，让旁人觉得受了轻视甚至贬低，常常得罪了同行而不知。不论事后如何懊悔自省，到时候口舌还是不争气。耿介书生平君将此认作“性情”，自然是对我的宽容。不过，对于“圣人”，我的确没有轻薄的意思。恰恰相反，读孔子学生们辑录的《论语》，让我觉得孔老夫子就是一位和善的乡塾先生。只要不想当科学家，上他的课应该比较轻松，没有让人头疼的数理化。只要听话，就一定是好学生。他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值得仿效，但极有风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学问有修养，有原则有脾气；好问多思，也乐于分享；喜欢音乐，也讲究吃穿；爱恨分明，不免刻薄；幽默风趣，常常自嘲。他和我身边许多有智慧的上年纪素人一样可敬可爱。并不是颜回说的“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那样神秘，更不是后人依照自己的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爷和刻板的文化符号。　　

“孔子在封建时代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后裔在历朝历代也被赐爵封公，并且世袭相承，号称‘文官之首’。明清时期，‘衍圣公’（孔子后裔的爵号）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与皇帝并行。除了山东曲阜有‘衍圣公府’，北京也有其官邸……”

然而，“尽管孔子后裔号称‘天下第一家’，但并非人人都显赫。”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历时九年写成《桃花扇》，定稿却用了二十年，上至内廷王公下至缙绅士子，广为传抄，轰动京门，“时有纸贵之誉”。尽管他一度受康熙青睐，但“据说康熙曾连夜遣人向孔尚任索取稿本，‘御览’之后”，仍然“旋被罢官”。《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精明的康熙岂能嗅不出味儿来？

还有更倒霉的。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因为皇宫中有人夜观星象，算到他要篡真龙天子的皇位，乾隆便立即派人抄家。终至客死异乡；其胞兄孔继汾十四岁成为贡生，任过国子监中书、军机处行走等职，因为一句“于区区复古之心”，罹文字狱之祸，死在充军路上。

上述引文和故实，皆见于平君《孔子后裔的结局》。他对于孔氏家族的历史境遇，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事实上，帝王们从来就看不起扬扬自得的“儒”们，不管抬得多么高，赐了多么堂皇的封号，以至于可以“并行”，骨子里只不过把他们当成随意驱遣的走狗奴才亦即“犬儒”罢了，而且最得宠、离得最近的往往死得最惨。许多自命不凡的“儒”动辄以“犬儒”冠人，却不知自己并不例外。

孔学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当然是一种学问；用作个人修为，也不无裨益：只要做得像那么回事，一般不至于吃亏。一旦“至圣”，就难以亲近了。

相比儒生的进取，我倾向庄生的超脱。适有外省两朋友来微信，一怒一喜。怒者年轻时因小说获奖，从基层作者最终成为省级文化官员。退休多年后又将新作送交评奖，落榜，气不打一处来。喜者告知近日被委以当地文艺社团职务，有关领导指示：“平时不必坐班，大会挂名坐台。”

我即复信，对怒者加以劝慰，本想说“为老不尊，自取其辱”，怕对方不能接受这样的打趣，改写了四句打油：

老来最忌贪，

心态宜平衡。

名利三亩地，

留与子孙耕。

对喜者自然是祝贺：

坐台不坐班，

用名不用功。

心出三界外，

身在五行中。

一个文人果真能这样活着，不啻是一种福气。

（附注：“线聊”，线上交流的意思。因为意犹未尽，将三言两语敷衍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