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惠芬，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孙惠芬文集》（中短篇）七卷，长篇小说七部。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其中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翻译介绍到海外。

水镜庄

在抵达薛平镇普陀庵村七彩山庄之前，我们已经寻访了《三国演义》故事的发源地水镜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白起渠，被历史专家庹老师如数家珍的讲解“灌溉”得有些“飘浮”。所谓“飘浮”，是说在雨雾蒙蒙的现实里听远古的故事，不知今夕何夕。两千年前“司马荐诸葛”的现场沉淀在千米石壁下幽黑的深潭，俯看潭水，你会怀疑时光是否还在流动。

喜悦乘虚而入，雾岚叠嶂的荆山也乘虚而入了，隐藏在荆山深处、香水岭峡谷上方的七彩山庄也乘虚而入了。虽然天是阴的，看不到黄昏彩霞，但荆山的巍峨与秀美清晰可见。可因为荆山太高，崇山峻岭遮住了地平线，脚踩地面，你觉得那不是现实的地面，而是虚空。踏上虚空，静静等待胃里的泥鳅下沉老实，另一桩事情也乘虚而入了。

在七彩山庄，要观看大型花鼓戏《情醉清凉河》，只是一路历史故事的灌溉，让我有些晕眩，把这个日程给忘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庹老师有口音，从入南漳大地的那一刻起，我把他口中的“荆山”听成了“金山”，就在刚才，他告诉大家荆山是“筚路蓝缕”这个成语的产生地，我这才终于辨清；我是说，当我还“金山”为“荆山”，意识到我正走在荆楚大地，我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徜徉历史的，却想不到仅仅一顿饭工夫，我就遭遇了现实，一桩艺术里的现实。

一个阔大的露天剧场出现在眼前，而当我看到现代科技装点的舞台，看到台下坐满穿着雨衣的男女老少，我不是意外，而是惊讶——路上虽然晕车，我的目光一直都在车窗外寻找峡谷里的村庄，却根本没有见到，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喜欢看人，是童年少年在地广人稀大地上留下的痼疾；喜欢看戏中人，是虚构的艺术和真实的生活隔着一层审美距离的吸引，或许正因如此，才有了我的写作生涯。然而这个晚上，当晕车的感觉让位给过去在荒野上看人看戏的喜悦，我不但把南漳远古的历史丢到九霄云外，还迷失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深深地入了戏。尤其刚刚落座，就有人领来花鼓戏里的主人公原型。

剧情并不复杂，一个叫清凉河的峡谷村庄，因为“人情风”泛滥，除了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子女升学，很多芝麻绿豆的事都能成为宴请的理由，许多家庭为此矛盾重重，债务缠身。于是村委会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谁家办事，必须报备审批。一个叫赵菊花的女子被推选为理事长，可她刚刚上任，就遇到了硬骨头：“皇亲”曹天娇仗势要给老母猪办喜丧，回村投资的大老板郝有钱为爷祝寿执意摆海鲜……怎么办，管还是不管？

花鼓戏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它的剧目程式、声腔角色有着怎样的规范，我全不懂；我入戏，有锣鼓音乐对情绪的激发，有山歌一样阔敞唱腔的悦耳醉心，更有演员对人物心理的层层揭示。赵菊花仅靠一头直发，就能甩出从踌躇满志到惆怅满怀的截然相反的心理变化；酒店老板娘曹天娇，仅靠一个细腰，就能将狡黠、算计扭动得淋漓尽致；那个发财回乡、财大气粗的郝有钱，腰板挺直横跨舞台的样子，足以让人们相信他的势力与决心……

乡下人“吃吃喝喝”的小事被宏大叙事，小人物的灵魂挣扎被揭示在声光交错的艺术舞台上，于是，一场智慧、俏皮、充满喜剧色彩的较量所激发出的情绪，便像氤氲在峡谷间的雨雾，只轻轻地一吸，就湿湿地入心入肺了。当赵菊花“爱管闲事”被揭了伤疤，我的心也跟着疼了起来……

我入戏，是因为这看似充满喜剧色彩的戏剧有着深刻的说服力，但对我而言，绝不仅仅是这些。

香水河

某个瞬间，我的眼睛盯着舞台，心里想的却是舞台后面广大的乡村。那既是沉寂在荆山峡谷里的乡村，也是我出生成长的辽南乡村，虽然没能看见南漳“八山半水半分田”里的峡谷村庄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天高地远、日月漫长是乡村世界亘古不变的形态。费孝通在他的人类学著作《乡土中国》里告诉我们：乡村人口世代定居是常态，这种人与空间的不流动性，使乡土社会各村落之间保留着相对孤立的圈子。所以当封闭、孤寂的日子需要对抗，落后、贫瘠的心灵需要抚慰，吃吃喝喝的人情往来就不再那么简单、单纯了。

我二十多岁才离开乡村，之后有好多年，都是家乡人情往来的参与者，哪怕是老亲故邻的孙子辈有红白喜事，母亲也要大哥打电话让我随礼。当大哥每每转述母亲让人写上我的礼钱时如何荣耀，那邻居的孙子收到礼钱时如何大肆宣扬，并在春节前让大哥转来一个猪肘，我便知道这乡土人情里承载了什么样的形而上的重量。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它看上去是“驴啃痒”似的你来我去，关乎的却是人的情感、尊严和荣誉。当它由精神变物质再由物质变精神，传统的节俭之风便没办法不在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中异化成由虚荣作底的奢侈了，就像爱能异化成专制、操纵。

可是，一个乡村女子，如何能够撼动这延续千百年的古老风俗？这艺术里的感动，是否源于虚构的力量？ 

剧终之后，我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台下寻找一开始就在舞台上亮相的主人公原型。我想见她，但我没有找到。第二天中午，刚从香水河大峡谷回来，两个“赵菊花”一起敲门。

饰演赵菊花的叫秦琳娜，乍一看与舞台上没什么两样，直发淡妆，眉眼清秀，只不过她的直发趋于安静，淡妆时的神情比舞台上多了几分沉稳。赵菊花的原型任秀丽梳着马尾辫，笑起来虽憨厚质朴，但举手投足间丝毫没有乡村妇女的拘谨。她俩一坐下来，就争相发表感慨，秦琳娜说自己十三岁考到南漳剧团，从没经历过《情醉清凉河》演出后的场面，观众不但在现场激情互动，她走在人群里还被认出来，大老远就有人喊赵菊花，向她鞠躬。任秀丽说这戏俺看了五场了，看一回哭一回，秦团长演得太好了，她唱到“管还是不管”那个地方，简直就唱到俺的心坎儿里！

在简单的交谈中，我得知秦琳娜不光是演员，她还是南漳花鼓剧团的副团长。任秀丽不光是戏中提到的红白喜事理事会的理事长，还是李庙镇赵店村的党支书。

那个中午，因为后面还有安排，我只好和两个赵菊花互加微信。然而在上车时，突然生出不靠谱的想法，我想跟任秀丽去她的村庄看一看，那想法源于一转头的触动；目送她俩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想：离开七彩山庄，秦琳娜很可能奔向下一个舞台，在聚光灯下继续享受欢呼喝彩，可任秀丽呢？

事实上，南漳之行时我一直都在寻找村庄，一来，荆山的峡谷太美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给人留下神秘的遐思；一来，我喜欢看人，喜欢看戏中人，而当戏中的赵菊花回到她的现实生活，我便有了牵挂——那是一个怎样的舞台？

回到大连后，我一连几天都深陷在南漳的“艺术”与“现实”里，可是与任秀丽约时间通话，约了两次，她都在村里的人家说事儿，怕我着急，她发来一篇题为《看得见的春风》的演讲稿，题目轻盈、灵动，仿佛是一篇抒情散文；打开阅读，字里行间，弥漫着驱之不去的沉重：“当时的赵店村，可谓是物质落后，精神贫瘠，民心涣散，民意鼎沸。各种不良风气互相交织，盘根错节……一场宴席往往要延续三四天。除了提前电话通知、递交请柬、呼朋唤友、登门造访等前戏和序幕，还要搭台唱戏比热闹，酒水菜品比档次，人多人少比排场。人人身在其中，人人深受其害，人人无能为力……”

看不见村庄，却看得见热闹，看上去热闹，那热闹里却隐藏着不安详的人心。那是贫瘠中的挣扎，落后中的纠缠，我惊讶于任秀丽通透的表达，她用简短的文字就将她对乡村现实的观察与思考呈现于眼前。这或许得益于她当过教师，可当你通过她的描述，看清她所处的现实，看到她愿意将现实的陋习转变为“看得见的春风”的决心和策略，你对她就是戏剧里的原型深信不疑！倒是这时，我生出新的疑问：在这篇演讲稿里，她说她是地道的南漳乡下人，当过山村教师，进城打过工，后来返乡创业，那她因何出走？因何还乡？又因何能够重新认识乡村？

第三次通电话，已经是回到大连半个月以后。我开门见山，她也回答得干净利落。她说她出生于1978年，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她是第六个，高中最后一年，仅剩四个月就要毕业，她被家乡小学的校长动员回乡当教师，并和同为教师的丈夫结婚，在乡村安家。可六年后，他们遇到民办教师“一刀切”的政策，于是不得不把孩子扔给母亲和大哥，双双背井离乡，后来，孩子上学，需要培养，又不得不双双重返故乡。

在乡、离乡、还乡，这是乡村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乡下人的共同处境，离乡有期待、他乡有痛苦、还乡有无奈，任秀丽也不例外。可有一个情节十分有趣——她无奈还乡时，正赶上村里缺妇女主任，村书记知道她的能力，劝她进村，她坚决不干，外面打工一个月就能挣五千元，这个职位一年才给三千元。可妇女主任不能空缺，村书记非让她暂时顶替，结果这一顶替，她入了戏，当发现走门串户化解矛盾时总能得到认可，当乡村舞台让她看到钱买不来的价值和意义，尽管一年之后丈夫在附近为她找工作，她却再也不想走了，并且开始竞选村长。

古山寨文化博物馆

我一直以为村是中国最小的行政机关，后来才知道，中国最小的行政机关是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长之所以民选，就因为村属于自治。有著名学者曾说：在古老的中国，“县下惟宗族，宗族靠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虽然传统的乡村结构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到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城乡不再封闭，民工潮席卷全球，可乡村自治的现实始终没变，乡村物质的落后、精神的贫瘠、宗族关系的盘根错节也依然存在……任秀丽竞选村长，是想改变乡村的风俗伦理——

她是在乡人，对贫瘠的故土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她是离乡人，接受过城市文明的洗礼，经历过城乡转化的痛苦。当有一天，她发现土地依然是乡下人的精神家园，富裕并不能带来内心的安详，她成了还乡人，改变和重建，便没办法不从她这里开始了！

她说“管理管理，要管，就得讲理”。刚当上村长，她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这个仅有三百一十六户的小村庄，2016年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不足七千元，但每人每年送礼送人情就要花去一万余元。当大家认识到“人人请客都想赢，结果人人都在亏”，策略的实施就有了可能。这个策略特别简单，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规定每个家庭除了红白喜事，孩子庆生、老人过寿等其他宴请，三年内只能办一次，即使是红白喜事，酒水菜钱也有标准。乡村“过事”，厨师和掌事的知客必不可少，可如果他们知情不报，有处罚机制……

然而，人心的复杂，古老风俗的根深蒂固，衍生出来的事情五花八门：低保户要求给孩子“过事”庆生，母亲想用“过事”来为有病的孩子“冲喜”，舅舅“过事”，曾随礼的人家不回来还礼，还逼她去要，林林总总，她瞬间就陷入了迷茫。最难的地方在于，她是独行侠，赵店村之外的村都还风貌依旧……于是，村部成了挨骂的场所，亲人成了反对的对象……

草庐

可是，骂过哭过，她没有动摇，她说：建立规则就像村民打墙，第一板打不好，肯定前功尽弃。当然也是她的幸运，在她最难的时候，“精准扶贫必先扶志”的精神传达下来，给了她力量。直到有一天，上级传来消息，赵店村的“红白喜事理事会”可以推广……

现实比戏剧更复杂，任秀丽比赵菊花更丰富。

事实证明，任秀丽之所以能成为任秀丽，是时代的造就，这是赵店村的福分；可任秀丽成为戏剧里的赵菊花，是不是南漳的福分呢？如果是，是谁动念将她搬上舞台？在经历疫情冲击的今天，南漳以及南漳剧团又是怎样俯首向下，捕捉并演绎这来自民间大地的生命消息？

我把这个问题发给当地的一位领导，她马上用语音回复。听我还纠缠于南漳的“现实”与“艺术”，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她说：“孙老师，因为赵店村是全县的典型，筹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大庆典活动时，县委县政府就决定把这个真实故事搬上舞台。担心这个‘吃吃喝喝’的故事不够分量，我们还召开座谈会讨论，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看上去只是个吃喝小事，但它事关乡村文明建设，国家领导人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咱这个理事会不就是想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吗？况且艺术创作讲究以小见大，这个题材来源于生活，是发生在南漳土地上的真实故事，南漳是中国的一个县，我们尊重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就是在向世界报告南漳人精神脱贫的中国消息吗！”

我回复：我相信，这是南漳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