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龄大的人，都会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扭秧歌成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各个城市的经典节目……

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对延安的经济封锁，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逐渐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对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且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加固党群、干群关系。这时候，在陕北兴起的秧歌舞成为密切军民关系一条纽带。

据《赵毅敏纪念集》的记载，时任中宣部教育科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的赵毅敏找到了一种让部队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方式，那就是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歌舞——扭秧歌。但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群众也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不愿意一块儿扭。赵毅敏认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甚至有点“下里巴人”，但我们不能看不起；在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热衷于搞那些洋歌剧之类的所谓“阳春白雪”，根本起不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赵毅敏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的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并且亲自带队下乡与当地的群众一起扭秧歌，时间一长，干群之间的那层说不清的隔膜就不见了。一次，在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赵毅敏带领自己的秧歌队与安塞群众组成的秧歌队一起扭，许多观看表演的群众看了，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上欢歌笑语，一片欢腾。群众称赞说：“还是共产党和咱们穷人心连心，咱们穷人不跟共产党跟谁？”

1949年7月6日，百万上海人在街头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上海解放，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红色娘子军》的曲作者，当年也是鲁艺年龄最小的女学员黄准也是这次秧歌运动的活跃分子。据她回忆，当时鲁艺弥漫着一股所谓的小资产阶级风气，无论是音乐系还是文学系，教学和教育方法都学习西洋的那套东西，唱的是外国歌，演的是外国人，大家的生活情趣也越来越有小资产阶级的味道。前方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后方却把文艺武器变成了抒发个人感情的工具，连救亡歌曲也唱得少了。这些都与当时所处的抗战形势不相符合，还造成了群众的不满情绪，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才“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在王大化等人的倡导下，鲁艺的师生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黄准记得那时候大家纷纷走出课堂，先是在院子里敲锣打鼓，由王大化、刘炽等人带头扭起秧歌，锣鼓越敲越响亮，秧歌越扭越欢畅，16岁的黄准终于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半推半就地被同学拉到秧歌队里了。以后，鲁艺的秧歌扭出了大院，扭到了延安周边的各机关、学校、街头，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被当地老乡亲切地称为“鲁艺家”。无论秧歌队走到哪里，锣鼓一响，就会听到人们叫着“鲁艺家来了，鲁艺家来了”！于是，大路上、山坡上、树杈上、院墙上，到处都是人。

《胜利鼓舞》由秧歌队演出后，很快在解放区传开，毛主席看了鲁艺秧歌队的演出后说：“很有中国气派。”

1943年春节，革命秧歌舞遍延安，并传播至整个陕甘宁边区

周扬的女儿、当年只有八九岁的周密是这样回忆的：只听见人群高声欢呼起来，原来是鲁艺的秧歌队到了，只见一溜火把进入人群，领头的是刘炽，手擎着一个巨大火炬在前面开路，他那时大概二十多岁，是鲁艺秧歌队的领队。后来听说他们是一路小跑从桥儿沟赶过来的，刘炽的火把换了几次，都是跟随秧歌队的老乡递给他的，一次竟是半个点燃的竹笼屉。当时那种热闹的场面，比如今的摇滚音乐会壮观多了，“疯狂”的程度都差不多，大人小孩全沉浸在欢快之中。

鲁艺秧歌队除去面向群众演出外，也观看当地群众的表演，那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秦腔、眉户戏等，淳朴高亢，悲怆激越，让队员们深深感到民间也蕴藏着无尽的音乐宝藏。如黄准说她每到一处，都不忘向群众学习，广泛收集民间音乐素材，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听他们唱《长工苦》《三十里铺》《骑白马》……讲述怎样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故事。没几个月，黄准就采集了厚厚一大本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这成为她日后进行艺术创作的宝贵资料和灵感来源。后来，这一百多人的鲁艺秧歌队越扭越红火，并由边扭边唱、拉开场子就变队形扭的简单形式，发展到了秧歌剧——也就是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吸引观众的开场，等到人多了，就停下秧歌开演秧歌剧，如秧歌剧《王二小开荒》（又叫《兄妹开荒》）《拥军花鼓》《挑花篮》《推小车》等，都是当年的经典；后来又发展出大型歌剧、舞剧，如《周子山》《血泪仇》《白毛女》等。在参加《推小车》的演出时，黄准头上包着一块白毛巾，身穿一件花衣服，前有人拉车，后有人推车，这样的场面，被当年的电影队拍摄下来，呈现在文献片《延安生活散记》中，成为宝贵的资料和历史的见证。

黄准回忆，后来秧歌从城里扭到城外、扭到边区，还一直扭到了绥德、米脂等地。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老乡为队员们扫屋腾房、杀猪宰羊，把队员们当成他们久别回家的孩子。有一次，秧歌队到一个山区去演出，当锣鼓敲起来时，忽然听到对面也有锣鼓声，开始还以为是山谷的回声，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当地群众也扭起秧歌来迎接他们。于是，两支秧歌队汇合在一起，锣鼓敲得震天响，军民一起尽兴地扭啊，唱啊，宁静的小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这一夜，可忙坏了当地的老乡，他们把整洁的窑洞腾出来给队员们住，把炕烧得热烘烘的，半夜，黄准她们几个女同志睡的正香，却被热炕给烫醒了，爬起来一看，原来老乡正在给他们煮羊肉、压饸饹呢。于是，大家干脆不睡了，起来和老乡一起烧饭、聊天……还有一次，天寒地冻、北风凛冽，天气非常恶劣，秧歌队在靠近边界的一个村庄的土台上演出《血泪仇》。演出时还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工夫，台上台下一片银白，连台前的横梁上都挂着一根根晶莹的冰柱子。当地群众受反对派的压迫非常深重，尽管他们身上落满了积雪，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当演到日本鬼子把媳妇打伤，媳妇临死前抱着孩子对着公婆哭诉鬼子的残暴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口号声也响成一片，有的老乡还激动地跳上土台，握紧拳头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受苦受难的乡亲们报仇！”黄准回忆，第二年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曾到杨家岭为中央首长演出，毛泽东在给她披上寒衣的同时，还说了一句：“好！很好！你们的方向是对的！”

除去激发群众的革命觉悟与爱国思想外，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秧歌剧也起到了它的作用。如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内容是女主人公生孩子时不懂得应该给剪刀消毒，剪了脐带后，婴儿因破伤风死亡。台上正演出，台下的观众联想到本村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都泣不成声，甚至还有群众上去拉着饰演医生的秧歌队员，教他们怎样进行新法接生的。当赵毅敏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还是没有群众先进。我们总以为老百姓是怎样的落后，实际上有些事情老百姓都干了，我们还没干。以后每个县都搞一个医疗站！”

这边扭边唱的秧歌运动对延安文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一次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既高兴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了！”毛泽东还发出号召：“每个机关都下去跳秧歌，都跳去！”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都成为了一种时尚。据丁玲回忆，边区政府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几乎一半的人会扭秧歌，而平均一千五百人就有一个秧歌队。

千万别小看了这唱歌跳舞，它为中国共产党之后的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也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时候，在国统区发动群众不是靠说教，而是采取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歌声中转变思想，在舞步中激发信心。如《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本是解放区的流行歌曲，不久就成为第二条战线上学生运动的战歌。进步学生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表达出对自由、民主、解放的渴望。当年除了唱歌，就是扭秧歌，据一份来自江苏无锡的历史资料称，因为秧歌来自陕北，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所以敢不敢公开站出来扭秧歌，就成为一种政治态度的表达。解放后，从缴获的无锡城防指挥部的档案中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扭秧歌上了黑名单。一个私立无锡中学，竟有几百个学生去扭秧歌，即使上了黑名单，敌人也无从下手。所以，当时一听到秧歌声，无锡城里的老百姓就会说：“快了，快了，跳秧歌舞的来了。”意思是共产党快来了，要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