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翻阅我30多年前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灯下日知录》，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透过两页已泛黄的序言，勾起了我对大作家刘绍棠的怀念。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天发生的事那样，无比清晰和可亲可敬。

刘绍棠回乡务农时，在生身之地的通州儒林村留影

刘绍棠是著名的北京乡土文学作家，他考上北京大学后只读了一年就自动离校，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写作道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称为“神童作家”，一生大起大落，悲喜交加。

绍棠兄出生在通县儒林村，那时通县隶属河北，还未划入北京市。他6岁参加儿童团，11岁开始写作，13岁开始发表小说；17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岁就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成为当时最年轻有为的作家之一。1957年，因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上的激昂发言，全面肯定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划为“右派”，还在首都剧场召开批判大会，茅盾部长都不得不发言了。这导致他次年2月被开除党籍，直到1961年11月才“摘帽”回村继续改造和写作。“文革”时，在乡亲们的保护下，他一边参加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一边偷偷地坚持创作。村里的生活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许多事、许多景，都成为他小说创作时的宝贵灵感。1976年以后，绍棠兄重回北京市，后相继担任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北京人，对刘绍棠都不陌生。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通过高中课本上的一篇文章《青枝绿叶》知道他的，他写这篇小说时16岁，而我读这篇小说时也是16岁，真可谓无巧不成书。

我从小喜欢写作，1961年曾在《北京晚报》文艺版上发表过“豆腐块”，下乡期间也在每天繁重的农业劳动后，于油灯下记记日记、写写文章，还有幸刊发在《中国青年报》《河南日报》上。196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我的《劳动日记》。爱文学的我自然对“神童作家”仰慕已久，等到我在中州大地上劳动、读大学、参军十九年后，由河南部队调回北京炮兵科研所工作，后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大约是1982年，通过朋友引荐与他相识，随即造访了他的“蝈笼斋”。

“蝈笼斋”指的是刘绍棠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光明胡同45号院南房的一间小创作室。我清晰地记得，他的“蝈笼斋”不过十多平方米的“巴掌地”，内有一桌、一椅、一沙发、两书柜，还堆满了各种书和纸稿，简直转不开身。来客一多，只好在院里的老枣树下“摆龙门阵”聊大天。“蝈笼斋”因房屋低矮光线差加之年久失修，变得潮湿有霉味。

绍棠兄比我年长7岁，他一表人才，个子比我高，白白净净的脸庞，思维敏捷，戴副略显洋气的棕红色的“秀郎镜”。他记忆力超群，对过往之事如数家珍，一口老北京话，语言诙谐得常让人欢笑不止。我下乡十年的知青生涯，他也略知一二，他说“你也是吃过不少苦的人呀”。虽然也可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但我理解他当年改造时内心和肉体的双重痛苦，都远超在阳光下的广阔天地大炼红心的我。那次谈到尽兴时，他潇洒挥笔签上大名，送给我一本他刚刚问世的《蒲柳人家》。当时，报刊上都在评论《蒲柳人家》，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他家乡春绿尽染两岸的通州大运河。其实，他的作品多以表现京东运河一带的农村生活为主，格调清新淳朴，让读者耳目一新。由于文章的乡土色彩浓郁，后来文学界干脆称他为“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的创立者。

1952年，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大青骡子》

冬寒夏热狭小的“蝈笼斋”，以及后来那宽大而舒适的新“蝈笼斋”，见证了绍棠兄的创作高潮。在这里，他完成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篇小说及众多短篇文章。我除了读过《青枝绿叶》《蒲柳人家》，还读过他签赠我的《瓜棚柳巷》《大青骡子》《运河的桨声》等。他在《运河的桨声》中写的一句句话，我都能朗朗上口：“运河的春天来了……青色天空中一声清亮的触动心弦的啼叫，啊！第一只布谷鸟已经到运河滩了。”“运河上游的山谷水库放下水来了，太阳光下，白茫茫的，但却是安静地向下流，几只水鸟飞上飞下，捕捉水里的鱼儿......”

1981年春，刘绍棠在光明胡同45号自家门前留影  摄影/赵中令

从此，随着交往的增多，我们互为知己，开始高谈阔论。我们都喜欢肖洛霍夫、列夫·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普希金等著名的苏联作家，其中获得过列宁勋章的肖洛霍夫也是年少成才，二十一二岁的肖氏开始创作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二十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在中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前几年，阵容强大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竟能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现代芭蕾在上海、北京演出。有评论称：“在周立波、丁玲、柳青、刘绍棠、陈忠实等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可以清晰地见到肖洛霍夫的影响因子。”

我也读过肖洛霍夫的作品，他那俄罗斯传统的豪迈与细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笔法一直感染着我，在他笔下深厚的黑土地和长达1800多公里的静静的顿河，从俄罗斯丘陵东南经乌克兰注入亚速海。千百年来，这条大河不知流淌着多少俄罗斯和哈萨克儿女的碧血。我在学生时代，对苏联的文学艺术是相当崇拜的。我和绍棠兄讨论过苏联文学对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影响，一致认为影响最大的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些名言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不断给在艰苦环境下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人们以毅力和动力。我和绍棠兄还热烈讨论过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主角格利高里对待红白军的态度和他对待妻子娜塔利娅、情人阿克西妮娅几经波折的爱情观的变化，我们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吵。当然更有酒酣后歌唱艰苦卓绝的苏联红军的一展歌喉，还抢着高唱苏联红军时代的歌曲《哥萨克骑兵之歌》：“静静的顿河，你可尽情欢唱，灌溉了田野，你该骄矜。我们的牧场还有我们的田庄决不能让给侵略者一寸；如果那敌人胆敢侵略我们，哥萨克马上起来战斗，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①，从前的工人，今天当委员，看我们驰马挥剑消灭敌人......”

正因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所以我的诸多散文和传记文学中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河南乡下的一花一草。绍棠兄更是如此，他是著名的“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曾对我说：“在河北受到孙犁的影响之前，我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但是对文学创作仍处于一种蒙昧状态。孙犁同志唤醒了我对生活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孙犁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读孙犁的作品，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闲谈中绍棠兄告诉我，《摆渡口》和《青枝绿叶》都是在暑假期间于故土运河边的柳棵子地里写就的。“我背靠着河柳写，写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写，趴着写累了又打个滚儿坐起来，背靠着河柳继续写下去......”

绍棠兄和我同为青灯黄卷中苦苦“爬格子”的兄弟，自然知晓其中的苦累和喜悦，写作真是苦中作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得空了我就请绍棠兄来看戏，从而调整休息一下。第一次是在中南海怀仁堂，记得是叶少兰的《周仁献嫂》，这可是叶派的代表性曲目。1976年以后，叶少兰恢复演出了父亲叶盛兰的这出经典剧目，他饰演的周仁与其父不同的是念白的虎音重些，唱腔的高音则差些，表演处处似其父叶盛兰；大、小嗓运用自如、和谐，过渡不露痕迹，具宽厚圆润、明亮优美之特色。可以说，叶少兰在继承其父的基础上让京剧小生的表演和声腔艺术丰富多彩了。当然，绍棠兄也是看过叶派两代人的表演的，他以行家里手的口吻纠正我：“你不知道叶派创始人叶盛兰的唱念做打多么出色！已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盛兰老文武全才，后人难比，被梨园称为‘小生王子’呢！少兰比起其父盛兰还差一个等级呢！”

绍棠兄真是酷爱京剧，边看边与我交流，兴奋时还经常轻轻哼唱“大雪飘，扑人面”，可见他对剧情的熟悉与热爱。我们还在人民剧场看李派代表名剧《野猪林》。演出结束后，我主动拉上他去后台看望我们喜爱的青年演员。那天是于魁智、王立军和叶金援分别饰演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他们都是宗李少春派的优秀青年文武老生，继承传统，从头到尾武戏文唱，《野猪林》可称文武双全的一出京剧经典之作。我告诉绍棠兄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早就将其拍成了彩色戏剧片，他忙说：“我在家乡的露天麦场上看过三遍此片，是由李少春、袁世海和杜近芳三位大师联袂成功演出。”我们齐声说这是最高的艺术享受，现在看来，又是一出广陵绝唱了。

除了一同欣赏京剧，我也时常向绍棠兄请教写作。工作之余我有个习惯，经常摘抄些先哲前贤的至理明言，默默记在心中，并且运用到写作里，很是受益，后来有人建议我把这些摘抄的名句汇集成册，让广大读者一同受益。1987年6月，在出版前准备觅一名人作序，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绍棠兄。诚惶诚恐中，我写信并且打电话向他发出了邀请，他在百忙之中慨然应允，还帮忙起了书名并特请老作家萧军题名签字，两位文学大咖的添笔大为本书增色。没过几日，他从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两页文稿递给我，我双手接过，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四目深情相视……我从他镜片后那双深邃智慧的目光中，看到他对后学的鼓励和爱护。打开文稿，干干净净的方格稿纸上流淌着的钢笔字，透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他在序言中写道：“万伯翱等同志，从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生活中挤出时间，灯下伏案，博览群书，通读深思，寻章摘句，辑录汇编，得数十万字，暂时牺牲了很多娱乐，减少了睡眠，令人深为感动。他们要我给这本书取个书名，我建议取名为《灯下日知录》。日有所知，月有所得，年必有成。他们日复一日，好学不倦，又将他们的学习成果贡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正可谓集思而广益了。”

《灯下日知录》出版后，我又到访“蝈笼斋”，奉上出版的拙作以表谢意，还有两瓶玻璃瓶水果罐头、一条河南许昌烟、两瓶杜康酒，权作感谢。但是没过多久，得知他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家人说他的左手已瘫痪。没想到他还乐呵呵地说：“老天爷保佑我啊！留下右手还能让我执笔呢！”这几乎是九死一生。绍棠兄康复之后，我们在中国作协组织的活动中偶有见面，他说话已不如过去利索了，但是他仍鼓励我写作。我关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再抽劣质烟喝高度二锅头了，他笑着说：“现在我已能抽上‘大前门’了，有时还有‘中华’呢！”我深知他过去因口无遮拦发表激言论语而惹祸，又因长年伏案写作而积劳成疾，导致身心憔悴。后来在市委、市文联的关怀下，绍棠兄终于搬进了红瓦屋顶的公寓大楼，1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自然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书房。真是“鸟枪换炮”啊，他却不断唠叨：“我过去的书房叫蝈笼斋，低矮而窄小。现在乔迁新居，书房大了很多，但是既然我‘坐不改姓’，书房也就‘行不更名’。”此后发表的作品便是“蝈笼斋”与“帽子楼”并用了，可见其不舍乡土老屋。

1994年，刘绍棠在重病疗养期间留影   摄影/张新学

万万没想到的是，1997年3月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讣告：刘绍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61岁。

我的一位良师益友就这样猝然地在英年远行，除了悲痛不已之外，我只能多学习他的著作，写好自己的乡土小文，这算是对绍棠兄一种最好的告慰和纪念吧。

（感谢刘绍棠夫人曾彩美女士提供图片）

注：伏罗希洛夫是苏联革命时期著名的元帅，出生于乌克兰，后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时他访问中国，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与毛泽东主席等相谈甚欢。当时中国人民都亲切地称他为“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