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出版业非常发达，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等各类书籍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涓流汇合，遂成汪洋大海。读者要么望洋兴叹，不敢下水扑腾，要么随波逐流，却又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好在有《中华读书报》这样的报纸导航，好在有舒晋瑜这样的记者引路，给我们绘制一张张藏宝图，让我们跟着她，沿着这些书籍指引的路线去一一叩访它们的主人。《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又是一本这样的佳作。

我说“又是一本”，并非笔误。舒晋瑜出版过不止一本这样的书，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和《以笔为旗——军旅作家对话》，都是我枕边、案头之书。事实就是这样，凡舒晋瑜的著作我都买，凡舒晋瑜的文章我都读。因为我也做过十六年的新闻记者，因为我是一个长期浸淫在文学艺术、人文社科领域的读书人，对这些诗人、作家、翻译家、学者的著作兴味盎然，且对著作背后的他们也始终充满好奇。舒晋瑜笔下的那些采访对象，几乎都是我十分景仰却无法一一拜访的人物。我羡慕她。她有机会亲耳聆听那些文学家、翻译家、学者的畅谈，跟他们近距离地对话。我佩服她。她的采访、对话、访谈几乎都不是仓促上阵，采访之前的功课做得相当扎实，因此，她提问的贴近度、精准度非常之高，能引发采访对象的谈兴，进而获得有深度、有趣味的材料。

舒晋瑜的新作《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一共采访了近三十位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学人。她笔下的“学人”不完全是职业“学者”，还包括了学者型的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其中，首先引起我兴趣的，是几位职业翻译家：许渊冲、草婴、任溶溶、屠岸、高莽，也包括宗璞、韩少功等非职业翻译家。这些翻译家对翻译的体会、思考和感悟，可以说是一生智慧的结晶。

比如许渊冲追求“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三化”（深化、浅化、等化）以及“文学翻译要传情达意，但‘达意’是低标准，传情才是高标准”“好的翻译，‘不逾矩’只是起点，‘从心所欲’才是高标准”。这是许渊冲先生的“标准论”。译诗的时候，许渊冲总会自问，译文中能否看见无色的画，能否听得见无声的音乐。这是许渊冲先生的“经验论”。比如草婴对翻译工作的态度：“草婴通常要看十来遍原著，有时候更多，吃透后再开始翻译。”草婴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只有这样，原著中的一个一个人物会在脑海里活灵活现，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还得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等搞明白。”草婴的感悟：“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家的水平主要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翻译家的水平很大程度上也要看他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塑造人物的能力。”任溶溶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翻译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他善于儿童生活中充满童趣的语言、场面和情感体验，加以定格、放大、渲染……”作为翻译家，“任溶溶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并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比如屠岸的观点：“要真正译好一首诗，只有通过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灵魂的拥抱，两者合一。”他认为，翻译诗歌要凭感悟，要有体会，要渗透到原作的精神中去。而高莽在从事多年翻译工作之后，一位编辑居然敢打击他：“你的文字30年没有进步。”这，还不算最震撼我这个读者的，真正震撼我的，是高莽“凉水浇背——陡然一惊”的猛醒：中国传统经典是翻译的根基！编辑的直率与高莽的反思与改变都让人佩服。而且，这个故事道出了翻译怎样才能做好。宗璞的翻译感悟是：“至于文学翻译，那就应该是一种再创造，而且最好是适合原作风格的再创造。”声称“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中”的思想型小说家韩少功，原来居然读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索绪尔、毛姆、莱辛、福克纳、卡佛等人的英文版作品，还翻译过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散文集《惶然录》等，因此，韩少功才敢于说“语言里面隐藏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乃至人物的故事。我正是通过翻译，才完全改变了以前心目中的语言地图，才知道语言是一些有生有死、有长有短、有肥有瘦、有冷有热的活物”。这位思想型的小说家谈“元小说”：“认识他人和社会，就像透过镜片看风景，但镜片本身是怎么回事，有时我们也需要看一看。”没有阅读中文之外的其他语种文字的能力，没有翻译的经历，也许就没有对语言本质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洞察，毕竟“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舒晋瑜通过一篇篇访谈揭开了一个个谜底。

本书当然不只涉及翻译家，还有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大学者，比如周有光、钱谷融、吴小如、冯其庸、乐黛云、林非、严家炎、雷达、杨义、温儒敏、丁帆等等。周有光的新潮——自己在电脑上写了十几个年头，还教保姆和她的女儿学电脑；马识途的谦逊——我是门门会，样样蔫，没有一门有大出息，还有他的坚强——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散淡的“钱谷融”被批了38年：不勤奋还好，越勤奋越挨批。他送给格非的金玉良言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到处受挤兑碰钉子的吴小如虽然认同“吉人寡词”，但一有机会还是爱说，还是要当“学术警察”。草婴是所谓的“三无”人员，“几十年来，草婴没有工资，没有编制，没有职称，就靠稿费生活。根据政策规定，可以申请享受离休待遇却没有申请”。这种思维，这种行为，比起那些为了职称挤破头，把享受某某待遇写在名片上、简历中的招摇的人实在是太另类——太可敬了。大多数读者也许只知道冯其庸是红学权威，谁知道他“集学者、诗人、书画家于一身”，《瓜饭楼丛稿》《瓜饭楼外集》共50卷！高莽以翻译名世，谁知道这位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长大的他曾经十分厌恶翻译呢？舒晋瑜转述了宗璞创作《野葫芦引》（四卷）的体会：“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抟再炼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动起来了。”这些内容，既是宗璞先生的经验之谈，也是小说创作的秘笈、宝典！张承志说：“一个作家胸中拥有的文化资源，叫参照系或者知识的支撑点，一定要是复数的，单一会造成偏见和狭隘。”与其说是治学之道，毋宁说是警世之言，事关政治态度和伦理道德，振聋发聩。

在我看来，《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一书既可作为记者尤其是文化记者的“教参”，又可作为年轻学子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教参。感谢舒晋瑜，为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架设了一座走进学界大咖、聆听智者金玉良言的桥梁，她所勾勒的一代学人伟岸的背影，就是引领我们前行的路标！

（杨荣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绵阳师范学院四川作家研究中心研究员，原绵阳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