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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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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很大程度上是信义之城。信义,成就了平遥,也成就了几百年间屹立不倒、威震中华的票号,使得它作为一种标格传承下来。以至于今人说起平遥,首先竖起大拇指啧啧赞叹的便是票号。票号是平遥鲜活的血肉,平遥城则是票号的身躯。

陪我的导游叫苏木槿,这是个花一般的名字,能想象出她的母亲在九月柔情的花树下将她生下,她又渐渐长成一个圆脸睫毛卷曲的女孩。苏木槿穿着高跟鞋走在南大街上,发出橐橐的声响,她边走边兴奋地说:“这里可是中国的华尔街呢,当年聚集着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机构!协同庆、蔚泰厚……它们都在这里开设总部,又将汇兑的触角伸到全国各地……”她的眉毛微微挑起了。这个打小在平遥城长大的女孩,对故乡有一种天生的热爱。她语速微快,像春天里的小喇叭,而那被岁月湮灭的票号,在这春日的清晨轻轻地拨开烟云,飘了过来。

我来到日升昌票号的旧址。天东抹着一缕淡紫,四周一片静寂,人们仍微醺在梦中。黑色廊坊立柱,黑门黑框,黑底金字,显出一种静默的盛大。在一百八十年前的这个院落里,名叫李大全的东家和名叫雷履泰的掌柜,一合计,将垄断京津颜料市场的“西裕成”颜料铺毅然改为“日升昌”票号,从此,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业务,创下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李大全是个敢于放手、颇讲信义的山西汉子,这位东家把一切事务全权托付给了大掌柜雷履泰。在他的屋檐下,雷履泰完全是自由的,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势。他可以随意调动人员,把控全局,探幽寻微,对一切业务做出处理。大全东家只负责在红木榻上抽抽烟斗,逗逗笼中的画眉鸟儿。事实证明,雷履泰也不负所望,倾注了他全部的才华和精力,与票号共同发展壮大。可以说,日升昌票号如一枚新日冉冉升起的一刻,也是雷履泰平步青云的一刻,而他的抽身,必会使票号陷入中天陨落的境地。

雷履泰——这个李大全挑选的商界奇人断不肯闲着,他悉心研究票号这一新生事物。他不断地思索,敢想、敢干,在一番调查研究后,创立了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一系列颇具现代企业性质的管理制度,后成为全国票号遵从的制度典范。何况,他本身厚道,总是先人后己,懂得舍得之理,所以,他首创的“平色余利”汇兑标准,在日升昌以后的发展中占据盈利额的四分之一。他又视票号的信誉如命,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隔一段时间便换一次密押。这严格的保密制度相当奏效,在日升昌运营的一百多年历史上,竟然没有发生过误领、冒认的现象,堪称奇迹。

我的视野中恍惚出现一个影子,那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她端着一个破旧坑洼的碗,颤颤巍巍地来到日升昌票号门前。她相当不自信地叩了叩门,伙计们应声问她何事。她嗫嚅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包裹了好几层的又脆又薄的汇票。伙计放到阳光下看了看,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快速跑到掌柜那里。没一会儿,掌柜请老太太来到院里,仔细询问这张汇票的来源。原来,这位老太太递给他们的是一张五千两的同治七年张家口分号的汇票。光阴如梭,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如梦似幻。老太太说,她的丈夫原先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后客死他乡,她苦煎苦熬,最终沦为乞丐。有一天,她收拾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发现了这张汇票,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这里。掌柜听完,二话没说,吩咐伙计如数给老太太兑换银两。

事情传出去,人们唏嘘感叹。白云苍狗,人事沧桑,可是,总有“日升昌”票号矗立在那儿,给人们以心安,以金钱的保证。从此,日升昌名声大振,客户更是络绎不绝了。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一些精干的平遥人,看到日升昌的创举,纷效其后,众多的票号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蔚泰厚、天成亨、日新中、协同庆……一时形成了全国票号的平遥帮。有这样一个统计:咸丰十一年(1861年),平遥的票号总数已达三百六十七个,而到了光绪年间,全国五十一家票号的总部,有二十二家设在了平遥。平遥,这个小小的城镇,一度执掌中国金融界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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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的竞争其实相当残酷,看不见的硝烟在弥漫,在伙计们奔来跑去的步伐中,在噼噼啪啪的算盘声里,他们在暗暗较劲,都想在这小小县城辐射的大中国占据一席之地,震慑对手。可是,“夫商与士,异数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径,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不知是哪位商人说的这番话,道出了票号经营者内心的想法——竞争,不仅是事业、气势之争,更重要的是诚信和品行之争。诚信倒了,票号也就完了。平遥不乏票号间惺惺相惜的例子:有一家票号因为一些原因欠了另一家票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无力偿还。这借方的掌柜便到贷方的掌柜那里深深作了一个揖,说明情由,告知无力偿还的原因,贷方掌柜深惜同道之谊,又愿助其一把,便大手一挥,六万两白银的债务从此勾除。

很难说贷方掌柜此后不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借方从此必倾力而为,以便东山再起,涌泉相报。以君心换我心,以信取信,山西票号,才能进入正常、有序的循环,才能开创票号百年不败的大业。


霞光渐次散去,旭日挂在空中,洒下柔和温煦的光,我来到彼时最大的票号协同庆。几盏灯笼高挂于屋檐,显出端庄静雅之美。檐梢染了金辉,衬着背后的蓝天,仿佛一只巨鸟振翅欲飞。而历史上,协同庆真如一只翱翔天际的雄鹰,资本量和盈利额在当时都首屈一指。

一进院子连着一进院子,两边又有账房。每进院前面都有元宝形状的石瓮,既可防火,又有特定的含义。因为经常有驻外人员回总部处理事务,特辟了四院作为临时居住地。协同庆就像一张巨网,撒到海角天边,将大把的金钱捞了回来,所以它的金库,号称“大清第一金库”。

但是,这张网网罗的更是人才,人才在协同庆的发展史上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王、米两东家颇不简单,他们把人才当成真正的摇钱树。像日升昌票号那样,这两位东家对掌柜们亦是赋予了全部信任,且看看协同庆的门联:“众力聚英才,知人则哲;一心共天位,仰国之光。”得益于刘庆和这个贫寒小子和年轻后生孟子元,以及后来几位总经理的倾力付出,协同庆才能从区区万金的小票号一举成为遮蔽平遥一片天的大票号,在历史上留下响当当的名声。

按照国人的观点,有人的地方便有争斗,便会不和谐,协同庆如同它的名字,奇迹般打破了人际关系的这个“魔咒”。前后共有七位总经理,始终团结一致,共谋发展。他们之间又互相举荐,对招聘的新人也是量才而用,知人而任。协同庆的氛围是友善的、美好的,以至于不少人结为了亲家。

我不禁想起了曹操,虽然他被称为“奸雄”,但其手下荀彧、程昱、贾诩、徐庶等一干嘉士无不遵从其命,围着他团团转,原因也在于曹操对他们的不二信任。一个团体,只要内部团结了,外部的一切险厄便会迎刃而解。

在协同庆金库的一面墙上,我看到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慈禧太后的口谕:“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我大清户部了,余后应予奖叙。”

真的很难想象,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宅院里,在这百余年前深幽的历史角落里,有过如此繁华的商业风景!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算盘奏起激昂的旋律,风风火火的伙计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信任,扎下了繁华的根。


如果说平遥票号平日里展示的是一种“信”,那么在面对民族和国家危难时,它们展示出来的更是一种“义”——义薄云天,大义凛然,义不容辞。

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山西大旱,饿殍遍野,骨肉相食,史称“丁戊奇荒”,一千六百万人中死亡的人竟有五百万。在这人寰绝厄的关头,协同庆拿出白银五十万两赈灾。一粒粮食,便象征着一条生命,那些饿得两眼昏花、四肢无力的人们看到了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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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大地蒸腾,八国联军卷起的硝烟已滚过通州,据说很快就要奔向北京。慈禧和光绪帝——这些龟缩皇城享尽人间富贵的主儿吓得屁滚尿流,连夜扮作农妇农夫,悄悄逃出了京城。逃到哪里?山西!山西自古以来便是军事重地,东依千里太行,西附九曲黄河,南自银湖之畔,北迄长城脚下,对京师的拱卫作用不言而喻。慈禧一行慌慌张张地过昌平,经怀柔、大同……最后来到了平遥城。一路上,他们受尽艰辛,颇为困顿,完全没有了皇家的气派和形象。来到平遥后,平遥知县沈士嵘立即接驾,又传来乡绅宋梦槐和各商号的东家们接驾。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百川通……几十家商号的东家共百十号人到达洪善驿,听候西太后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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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打量着平遥城,青砖灰瓦,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蚰蜒巷,人们在不温不火地生活着。酱梅肉、包皮面、握溜溜、猫耳朵、水煎包……各色小吃充斥着她的眼睛。平遥的醋早已有名了,北魏时期,贾思勰就在《齐民要术》中总结了二十二种制醋法,据说就是山西人的酿造方法。薄润的质地,茶清的颜色,平遥的醋托起的是美味的历史。还有牛肉,入口醇香,意味悠长。慈禧觉得这个小镇是一座天堂,让她暂时忘却了八国联军要对其“算账”,徜徉在平遥的大街小巷。哦,还有呢,你看马面敌楼那么坚实,高高的城墙那么稳固,瓮城闷闷地显出一股朴拙。两千多年前的尹吉甫真是有经世之才,他建造的城池,怎能像通州那样,被八国联军的炮火轻易毁掉?慈禧感觉很踏实,她暗暗舒了口气,深信山西是她坚实的堡垒,即使不再回京师,她依旧可以过得逍遥自在。

慈禧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儿子赵鸿猷的院落里下榻。她开始打起票号的主意——一路上所见,无不惊呆了久在皇宫的她的双目。票号之富庶,商业之繁荣,使她产生一种冲动,她叫来知县,提出要借银。

众票号很快凑足了银两,呈给慈禧。

其实她不知道,票号是最讲忠义的。莫说国家危重,两宫不济,就是出现了灾情,他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他们竭慷慨之心,尽全身之力,为国分忧。即便在自身资金周转不善的情况下,也总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票号给慈禧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对此她很感激,并将这种感激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回宫后,她下达了一道旨令,要求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归复旧业,以便京民”。商人们打点行装,纷纷北上复业,又主动开展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

“庚子之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号银券最是取信,分布便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的这段话彰显了票号的信义,也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对山西票号的赞誉。

慈禧以亲身经历尝到了票号的甜头,她对票号的信任,使其与清政府有了斩不断的联系,票号由此发展到一个鼎盛阶段,并一度参与了对经济命脉的把控。每当清政府又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不能按时上解时,便想到了票号,请票号垫汇。交付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到三十九个,1894年至1911年,票号承汇的公款达141864475两,数额之大,令人瞠目。这些汇款,大部分是汇往外国银行,票号,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清政府的银行功能。


然而,扶也清廷,毁也清廷。渐渐地,清政府视票号的“义”为理所当然,开始为所欲为地对其进行盘剥。

清政府摆开了蛮横、高高在上的架子。咸丰二年(1852年),蔚泰厚去向粮道倪某公关,回来讲述了自己的“冤屈”:当时,蔚泰厚为争得一点海运经费,托了王家佩老爷、钟大老爷和贾太爷三位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前去说情,没想到,“倪大人恼咱甚重,但提及蔚泰二字大动其火……去岁倪二少爷进京,不知是何号要借银三百来两未付。及至粮道进京,二少爷告诉是向咱号借用,咱号未与,粮道知情大为生气……”官家把票号当作自家银库,想借就借,借了却很难还款。票号成了一种权贵性的社会资本,一旦形势有变,便被抛开。后来,清政府又成立了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对票号更是极尽褫夺,令人心寒。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看看清政府——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是如何滥用权力的:甲午战争以后,仅户部就向京城银号、票号借银一百万两,在此后的息借商款中,仅银号、票号提供的贷款占到其总额的10%。1911年12月,仅度支部欠京师各票号的款项就达到了七百多万两……名震华夏的票号,终于被它的“主子”送上了断头台。

写到这里,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在清政府的强势面前,再臻善自己的票号也无能为力。清政府像一把锤头,轻轻一擂,票号便难以承受。

自然,票号败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战乱对它的打击和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损伤对它的连累等,但是,究其衰落的直接“导火索”,竟然也是因为信义。

民国三年(1914年),辛亥革命已然取得了胜利,受到冲击的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合盛元票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庄,为了维护其数十年的信誉,为它举债担保。没想到合盛元北京分庄的经理却失踪了,日升昌北京分庄随即遭到查封,总经理郭树外出躲避,东家李五典、李五峰遭到关押。11月12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救东家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日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

日升昌——曾经,山西的众票号跟随它冉冉而起,而今,它陨落了,山西的众票号如同失去了领头羊,慢慢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并整体性退出历史舞台。到1934年,已彻底不见票号的身影。

我仿佛听见票号化作一个人,在轻轻地诉说。走在平遥古老的土地上,看着门檐依旧、院宅依旧,不知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