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研究。

青年时期的曾生

曾生原名曾振华，客家人，1910年12月19日出生于归善坪山石灰陂（今深圳市坪山区）的华侨工人家庭。父亲曾廷杰是澳大利亚华侨，母亲钟玉珍是龙岗人。幼年时期，曾生跟随父母先后在坪山、龙岗和香港辗转读小学。1923年，13岁的曾生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就读补习学校和商业学院中专部，他白天读书，晚上跟随父亲到一家经营海员日用品的商店打工，由于当时国家危难贫弱，在国外求学的曾生深受歧视，他意识到只有振兴中华才能改变现状，于1928年回到了坪山。

燃起革命星火，赴港抗日救亡

1929年，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军阀派系斗争中，无辜的曾生因寄宿在黄明堂处被抓进监狱。共产党员在监狱墙上留下的一段段标语启发了他，曾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坐牢，实际上是给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启蒙教育。”这段经历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种子。出狱后，他继续回学校读书，在校期间被推选为广州惠阳青年同乡会会长，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为拯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发奋读书。1933年7月，曾生进入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求学，组建了读书会，在钱兴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等中共外围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燃起革命星火，走上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

1944年，曾生与被救出的美国飞行员克尔在深圳龙岗大鹏小船上合影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数千名学生走上北平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当时，25岁的曾生被推选为中山大学员生工友抗日会主席团主席和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主席，带领学生、市民2万余人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向国民党政府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这次大游行广受关注，致使曾生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虽然困难重重，但仍旧没有磨灭他抗日救国的热情。

1936年，曾生利用校长邹鲁召集全校师生训话的机会，组织召开了中山大学的抗日大会，曾生担任大会主席，他与校长针锋相对、激烈辩论，最终通过了三项重要的决议：成立中山大学抗日会执行委员会、学校拨款3000元作为抗日会的活动经费、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并成立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此次会议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市学生在曾生和其他进步同学的感召下，纷纷加入了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捣毁了反对学生抗日的广州教育厅，有力地推动了华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此次游行后，曾生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便赴香港寻找共产党组织，继续开展救国运动。到达香港后，曾生在英国远洋客轮“日本皇后”号谋得一份差事，负责照料旅客洗澡、吃饭，他在工作之余寻找共产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海员创办《余闲》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领导香港海员的工人运动。9月，钱兴通知曾生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组织，通缉令也被解除，让他回中山大学读书，并解决入党的问题。10月，曾生回校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曾生担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1937年曾生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赴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香港创办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海华学校并组织了海员大罢工。

回乡组建惠宝游击队，

开辟华南战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东江华侨组织起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海陆丰旅港回乡服务团、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各种组织，回东江开展慰问、救济、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及地方自卫组织等抗日救亡活动，曾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发动香港海员和香港惠阳青年会成员参加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回惠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援助。曾生曾在《东江抗日星火》中写道:“惠宝人民游击队，是当地农民和由南洋、香港回乡抗日的海员工人和华侨学生组成的。”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主力。

1938年10月，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惠州、广州相继沦陷，党中央决定建立东江敌后根据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与时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商议后，决定派曾生回东江抗敌。曾生曾说：“我是东江人，会说客家话，便于同群众沟通”“我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这个招牌在乡间有点名望，有利于团结上层人士”“我家有几千斤稻谷，足以应付组建武装初期的需要”，于是，曾生率领在港共产党员、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等60多人分批回乡，于坪山成立了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淡水区周田村成立，28岁的曾生担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在曾生的领导下，游击队在惠阳、宝安等沿海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回到坪山后不久，中共东南特委把叶挺指挥部特务营的100多人从深圳调回坪山，这样，曾生的队伍迅速发展到300多人，成立了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政工队，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巩固东江敌后抗日武装，转战海陆丰

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东江军事委员会，曾生担任委员。4月，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队新编大队。此后，曾生指挥部队连续打了黄潭、杨西等战斗，巩固了大岭山根据地。曾生回忆:“我们这支部队，是以民众抗日武装面目出现的，无固定的经费和粮饷，经济非常困难。国民党虽然给了我们一个部队的番号，但从来没有给我们发粮饷。这时部队的经济来源，一方面依靠当地群众，自筹伙食费用；一方面依靠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援。香港的‘余闲乐社’、 惠阳青年会、惠坪乐山公所、宝安青年会和‘惠侨救乡会’等救亡团体和华侨学校的师生，通过募捐、巡回义演、卖花劝捐等活动进行筹款，支援我们。”1939 年春，“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我们这支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二十万元，以后还多次送来捐款和被服、胶鞋、药品等大量物资。直到1940年3月，我们这支部队的经费和物资供应，还是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助”。以曾生为代表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国家危难之际回国创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并且捐款捐物、出钱出力，使部队发展成为东江敌后最强大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1942年，邹韬奋为曾生题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品）

东江纵队在战斗中袭击敌人

1940年3月9日，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下，曾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决定率部转移。他从坪山突出包围圈，经历数天行军到达海陆丰，落脚海陆丰西北山区的大安酮,紧接着转移至高潭。不幸的是，曾生率领的新编大队在高潭地区遭受国民党第186师凌育旺团、罗坤支队和李坤支队的三面围堵，面对敌我兵力悬殊、伤亡惨重的困境,曾生改变了原有计划，准备东移，部队几经周折,兵力损减至100余人。5月下旬,曾生与王作尧在汕尾会面，6月中旬,两人分别率领60余人、30余人的小队伍转移至大安桐北坑进行隐蔽训练并且医治伤病员。7月下旬,部队向西返回，继续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8月，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的曾生率部进入东莞的大岭山区、阳台山区，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激战百花洞，香港大营救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日伪军600余人利用暗夜偷袭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百花洞村，企图消灭第三大队。队长曾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率领三个中队及自卫队共1200余人占领村周围高地。待11日敌军到达百花洞村后，发起突然袭击，曾生率部迂回至村西山地，切断敌军退路，一中队向被包围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夜晚，日伪军原地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而游击队持续袭扰、毙敌。次日，日军派出飞机并出动日伪军1000余人到前方增援，第三大队和自卫队主动撤离。此次战斗，曾生的第三大队和自卫队接连击毙日军长官长濑等50余人，日军将其视为“进攻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1942年，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担任副总队长。这支部队领导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战，战胜了灾荒、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55年，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

同年，香港沦陷，日军封锁港九沿线并对抗日救国人士和共产党人实施抓捕，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的曾生接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开展省港大营救，对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的在港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进行抢救，并迅速转移至后方。接到指示后，曾生立即派出队伍赴港营救，拯救大批在香港受到迫害的爱国人士，他继续留在白石龙村，和邹韬奋、茅盾、梁漱溟等人接待救回来的同胞。他们先后从香港营救了民主爱国人士800余人、国际友人100余人，为保存革命果实贡献了力量。1942年1月20日，邹韬奋为曾生题词“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

威震华南，再战鲁东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他率领纵队深入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展开深入的抗日斗争。1945年7月，曾生升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而此时的东江纵队也已发展成一支拥有1万多人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转战华南39个市、县，成立了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与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毙敌6000余人，俘虏3500余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推动了华南敌后抗战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6月，曾生率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在鲁期间，他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党委副书记兼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党委书记等职务，先后参加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1949年9月，曾生与雷经天、尹林平指挥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粤中纵队组成的南路军，解放和平、连平、河源、龙川、惠阳、博罗、东莞、中山等县。10月，曾生到广州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两广纵队司令员、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司令员兼前委书记，奉命率部进驻珠三角。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曾生历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中共珠江地委书记，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等职。

返乡建设，成为“光头市长”

1952年，42岁的曾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年轻有为的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回国后，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1955年，曾生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8月毕业后，任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1960年，曾生从南海舰队回到地方，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兼广州市长、广州军分区第一政委，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曾生在粤期间一心为人民办实事，先后承担了水上居民迁陆、木屋改造、广州宾馆建设、珠江两岸整顿改造、白云机场扩建等多项重大工程，还为了解决香港同胞的用水困难主抓东深供水工程等。为了广东的百姓，他总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精神压力太大、用脑过度，头发也越来越稀少，后来老百姓常常称他为“光头市长”。 

他在任交通部部长期间，坚决支持袁庚创建蛇口工业区。曾生的儿子曾德平回忆：“当时建设蛇口，父亲和袁庚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时父亲既要做好交通部的工作，又要为蛇口工业区的事情忙碌，为了更好地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工作，父亲分别在广州、深圳设立了办公室，以方便处理蛇口这边的问题以及和广东省委进行沟通协调。”曾生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付出了心血，每次到蛇口，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施工现场、职工宿舍和食堂，他真真切切地为职工办事、为人民办事，成功开创了“蛇口模式”，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倾注了心力。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因病在广州逝世。归侨将军曾生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复兴的信仰，为抗日救亡奋战一生，他的事迹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为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