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洪群，福建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原主任、二级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守护家园的“战地小老虎”

民兵英雄洪建财记得1958年8月23日中午，刚吃过午饭，就接到通知去毓秀楼的海军临时指挥所开会。会议由县海防部的王远章主持，他讲了讲当前的对敌斗争形势，说是要解放金门了；海军海岸炮部队副指导员魏超也来了。魏超说，你们支援前线就是和部队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生活，生死与共。这次炮战会非常激烈，听到炮声别害怕，要拿出你们围头民兵不怕死、勇于打拼的精神来，在炮火中经受考验，胜利完成支前任务。

这次战前动员会开了十几分钟。会毕，就按照各自的分工奔赴前线参战。洪建财和其他二十几个基干民兵被分配到广山炮阵地的一炮。广山炮阵地共有4门炮，都是苏式130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整个金门岛、料罗湾，都在射程之内。每门炮相距100多米，一炮的炮位最靠近前沿，二、三、四炮依次退后，每门炮有10名炮手。一炮的一炮手是班长，二炮手是个大个子，三炮手安业民是瞄准手。安业民是全班最帅的一个炮兵，伟岸挺拔，英俊潇洒，他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是深受围江小学少先队员们喜爱的校外辅导员。在“八二三”炮战开打之前，他每周三必去围江小学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或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跟孩子们一起玩、一起劳动。在围头人的心目中，安业民是个可亲可爱的海军战士。

“战地小老虎”洪建财在执行站岗放哨任务（围头村供图）

洪建财来到一炮班，见到了安业民，知道他是专搞瞄准的三炮手，很是敬佩！尽管当时还不晓得他的名字。

洪建财他们一到，班长就叫他们把弹药库里满满的炮弹和弹药包搬到炮位上。一颗炮弹有76斤重，炮弹上都抹了牛油，很滑，搬起来就更加费力。洪建财当年还不足16 岁，个子瘦小，体重80多斤，一颗炮弹扛在肩上都感到很吃力，但他知道很快就要开炮了，感到很兴奋，就来劲。他扛起炮弹后总是溜溜地跑，好在他是个机灵鬼，从没跌倒过，要是跌倒了，炮弹落地就会沾满泥沙，留下事故隐患，后果不堪设想。

炮手们见他扛起炮弹来虎虎生风，都夸他是好样的，是“小老虎”。说着，就帮他把炮弹卸下肩，摆放在炮位上。

洪建财趁歇口气的时间问三炮手：“什么时候开炮？”

三炮手说：“快了，等命令。”

洪建财一听，更兴奋了，终于可以身临其境看到打炮仗了！

5点半，站在厦门云顶岩指挥所的司令员一声令下：“开炮！”话音一落地，厦门前线的炮阵地和围头前线的炮阵地共459门火炮同时向金门开炮。顷刻间，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金门岛上被浓浓的硝烟笼罩着，火光四起——军旅作家刘白羽笔下的“万炮轰金门”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洪建财听到轰隆隆的炮声，一点也不害怕。不，他很是振奋，恨不得自己去当个充填手，把一发发炮弹塞进炮管里发射出去。当然，他只是心痒痒、手痒痒而已，眼下他的任务是扛起炮弹快快往炮位上送。开头他扛一发炮弹还感到有点吃力，这时一急起来，他双肩扛起两发炮弹还能跑。有军事记者看见这个小个子民兵如此勇敢，即刻抓拍下这动人的镜头。

头一次齐射时，围头的海岸炮就直接命中停泊在金门料罗湾的“台生号”运输舰，但见受到重创的“台生号”浓烟滚滚……金门炮兵发觉打中“台生号”、对料罗湾进行封锁的正是围头的海岸炮，当即疯狂还击，炮弹尖啸着落在一炮周围爆炸开来。其中一发炮弹在一炮上空爆炸，放在火炮后侧的弹药包燃起熊熊烈火，旁边还有数百颗弹头，如果着火，势必爆炸，后果难以想象…… 

当浓烟散去，洪建财看见三炮手还趴在炮位上，洪建财离他很近，就抢先一步去扶他。他烧伤得很厉害，洪建财不敢自己搬动，便和几个战士一起小心翼翼地把他扶下炮位，放在地上。不久，救护队用担架把他抬走，送到坑口村的海军临时医疗站急救，然后转到泉州180部队医院救治，最后送到漳州陆军医院治疗。

但是，到了9月，三炮手因为严重烧伤，医治无效，光荣牺牲了。噩耗传来，洪建财深感悲恸！直到这时，洪建财才晓得三炮手叫安业民。从此，他把安业民烈士的名字铭记在心。

洪建财自从“八二三”炮战以后，先后立过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1960年还到北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见到了毛主席。会议期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还接见了他。

2007年，纪念建军80周年，洪建财作为福建省唯一的民兵代表，又去北京出席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洪建财的“故事”，既有年轻时在炮战中经受血与火洗礼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更有着长期以来坚持守望家园、践行“两岸一家亲”的动人故事——20世纪60 年代初，他是个以讨海为生的渔民，在海上打鱼时经常和台湾渔民相遇，同在一个渔场撒网捕鱼。碰上了，彼此都会大喊一声：“乡亲！靠过来！”不管认不认识，听到乡音就感到特别亲切，于是双方同时落帆、转舵，把两条船挨近靠帮，大家坐在甲板上泡茶、聊天，有时也喝点小酒，其乐融融。

当时两岸还不时向对岸开炮。有时炮弹“嗖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去，大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大碗酒一碰，说：“他们打他们的，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渐渐地，大家混熟了，就开始在海上互通有无地换点东西。后来就以鱼易货、以货易货，再往后就拿出真金白银向台湾乡亲购买手表、三用机等新潮商品。

随着两岸关系日趋和缓，围头的海上民间贸易渐成气候。

有资料显示：自1987年1月至1990年3月，从金门来围头采购的物资，计有1500公斤的石斑鱼、龙蝦、螃蟹等海鲜，以及700公斤的猪肉、牛肉，还有大麦、小麦、花生、香菇等。

围头人“冲山”“抢滩”“登陆”，与金门密切互动，三年的贸易额已突破1 亿元人民币。

1992 年初，围头村被福建省政府确认为民间对台贸易的试点。毋庸置疑，洪建财像许多围头人那样，“先行先试”搞起了对台贸易，成为“小三通”的先行者。洪建财说，这叫“凭借春风好行船”。

1992 年，洪建财的二女儿洪双飞和金门青年陈先生喜结连理，一时间传为佳话。洪双飞是嫁到彼岸的第一个围头女儿。

每届返亲节，洪双飞都和先生带着孩子回来过节，这也是洪建财所期盼的一个节日。说到底，他毕竟也是返亲节的“始作俑者”。可不是吗？谁会想到当年炮击金门的民兵英雄“小老虎”，居然成为金门女婿的“老泰山”（岳父）。

“战火中的云雀”今安在

2008年4月7日上午，我抵达厦门后直奔虎头山海军招待所而去。

那天真是不巧，洪秀丛（“八二三”炮战厦门民兵英雄）去同安给老年大学讲课去了，直到晚上我才去她家和她见面。

第二天上午，吴秋红接到洪建财的电话，即刻来和我晤谈。

1960年5月，围头女民兵吴秋红赴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留影（围头村供图）

我和吴秋红是初次见面。她，白白胖胖的，很有福相。她坐下来后，还在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她说自己是一路小跑来的：“听说你们要来找我，高兴呀！”

很久以前，我读过著名诗人蔡其矫写的一篇题为《战火中的云雀》的散文，他写的就是吴秋红。文章的内容早已淡出我的记忆，倒是那个诗性的标题我很喜欢，记得真切。

此刻，面对这个经受过炮火淬炼的“云雀”，我要找回她火红青春的身影，显然很不现实。毕竟那是50年前的事了，蹉跎岁月，令人唏嘘。

“1958年我18岁，是个女民兵。当时战备很紧张，我看到不断有军车拉着大炮来到围头，在广山上构筑炮阵地。那些大炮既有海岸炮也有陆军的榴弹炮，还有高射炮，村里和附近几个村都是部队。看这情况，我想，解放金门是真的了，再也不是传说了。真带劲！

“我们基干民兵除了加紧军事训练，更要紧的是做好支前准备，组织起救护队、担架队和后勤组（炊事班）。我是女的，当卫生员比较合适，就报名参加救护队。我们请部队卫生员来教授战地救护知识，学习包扎、止血、上夹板以及如何护理伤员等。我学得很用心，很认真，把教员讲的要点都记在本子上，有空就复习。这样学了半个月，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想想能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多好！

“可是到了‘八二三’，炮一打响，情况就变了。妇女主任陈淑泉说救护队有人了，后勤更需要人，拉我跟她去搞后勤。我二话不说，拿起扁担、水桶，就挑开水往阵地上送。

“从指挥所（毓秀楼）到广山炮阵地，有一条深深的交通壕。我挑着开水，沿着交通壕跑。炮弹不时从头顶上尖啸着飞过去，要不就是轰的一声巨响，在附近爆炸开来，很吓人。我并不怕（我是后怕），当时不晓得怕也顾不得怕，只知要尽快把开水送到阵地上，让激战中的战士们喝。到了阵地上，我看见战士们一个个灰头土脸，浑身都是汗水，有好多人把海魂衫脱了，光着膀子开炮、扛炮弹。我放下水桶，连忙把开水一碗碗倒好，等凉了就一碗一碗端给他们喝……”

吴秋红忽然停了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伤心事，眼睛红红的，她从坤包里抽出一张纸巾，抓在手上……良久，她忍住眼泪才继续说下去。

“那天下午，我送水到一炮去。一炮是摆在广山最前面的一门炮，打得最激烈。听说刚开打不久，一炮就打中了停泊在金门料罗湾的一艘运输舰，所以敌人对一炮的反击也最疯狂。我快到阵地时，已经有几发炮弹落在炮位附近爆炸开来，浓烟还没散去，我惊惊颤颤地挑水走出壕沟。战士们看见了，连忙喊叫起来：‘小红，别来！危险！’他们叫我先去弹药库躲一躲。我不听，还是把开水送到他们跟前……

“我倒好水，可谁也顾不上喝……这时，忽然头顶上响起一声闷雷似的呼啸，一个战士猛地把我按倒，并扑在我身上护着我，那颗炮弹爆炸了，不知怎么就引发一场大火…… 

“安业民就是那时候被烧伤的……他昏倒在炮位上，战友们将他扶下来放在地上。这时军医赶来要为他包扎，还叫我到指导员那里找担架。我把担架扛来，就和另外一个民兵抬上担架，赶紧把安业民抬到临时医疗站去。

“要知道，海军临时医疗站在坑口村，从围头广山到坑口足有七八里路，路上有很多炮弹坑，我们摸黑走路，又抬着担架，这一路走过来实在很艰难。可是为了尽快把伤员送去就医，我们不敢停歇。紧赶慢赶，到了医疗站已是深夜两点半。

“当时我虽然累得半死，肚子又饿，可我不敢离开安业民半步。我站在一边，看医护人员如何为他清洗创口、如何包扎、如何打针……直至处理完毕，我还守在他的病床前，望着仍旧昏迷的他……

“我们围头民兵经常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和部队的关系很好。我们女民兵常去连队为战士们洗衣服，缝缝补补，把战士们当成亲兄弟。我这个人爱说爱笑，还爱唱歌，有人缘，讨人喜欢。

“安业民我很早就认识了，但我却叫不出他的名字，我叫他‘三炮手’，他却摆出老大哥的架子，总叫我‘小红’……

“这样想着，想着，又看到三炮手被烧成这样，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掉……

围头民兵风雨中坚持在“赤山红土岭”执勤放哨

“这时，安业民忽然说了一声：‘水！’他只是嘴巴动了一下，眼睛还紧闭着。我连忙去倒了凉开水，抱着他的头喂他水喝。我又忍不住抽泣起来，想不到竟惊动了他，他问道：‘你是谁？’见他醒了，我倒笑了。他终于认出我，说：‘你是小红……不哭、不哭……’说着，他又昏迷了，我赶紧去叫医生来，医生一看，他的脉搏很微弱，心跳好像要停止了，忙给他打了三针强心剂……

“当天晚上，我一夜无眠，守着他，直到天亮。医生来查房，问我是不是他的家属？我不吭声，摇了摇头。医生说，他的烧伤很严重，得赶紧转到泉州180部队医院，既然你不是家属，就不必跟去了，你回吧！”

说到这里，吴秋红长舒一口气。稍停，她才接着说：

“那天我回来后，也没有睡觉，而是继续送水去炮阵地。而且，这一天偏偏又出了大事——西线的二炮被敌炮打中，炮兵被打死好几个，很惨！那天晚上，领导叫我去二炮阵地寻找烈士的遗体。一开始我有些害怕，稍微犹豫了一下，但心想这些牺牲的战士，都是我熟悉的兄弟，怕什么！我去！

“那天晚上，天很黑，北风刮得呼呼响，阵地上还有一股血腥味和焦臭味……

“几个搜寻队员只我一人是女的。我跟在男同志后面，摸黑去泥土里扒拉，搜寻死者的断肢残臂，东一块西一块地捡起来装到布袋里。我一边捡拾着战士们的遗体，一边暗自流泪……当时也不懂得害怕，只当是在为亲兄弟做一件善后的事。这几个烈士都安葬在金井烈士陵园里，每年清明节，学校的学生都会去扫墓。”

稍停，她又说：“安业民烈士先是安葬在漳州，后来才迁到厦门安葬。每年清明节，我和蔡玉霜都去给他扫墓。”

吴秋红是围头女民兵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多次立功受奖。1960年5月，她还和洪建财、蔡玉霜一起去北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她婚后定居厦门，不过经常回围头看望养父养母。她说她生在台湾，却是在围头长大的，围头是她的故乡，她对故乡的感情很深、很深。

吴秋红于2011年8月23日病逝于厦门。

蔡姐，玉霜

蔡玉霜是围头人，她在晋江三中（今毓英中学）读高二时赶上“八二三”炮战。她参加了学校的救护队，1958年8月23日那天，她们奔赴围头前线，她被分配到广山炮一炮当救护员，住在阵地上和海军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

在著名军旅作家刘白羽的战地通讯《金井初夜》一文中，有对蔡玉霜的一大段描写：“……一个炮兵连的指导员和我谈话，我注意到他的声调是那样真诚，他的目光是那样的感动。”

蔡玉霜（左二）在安业民炮阵地（围头村供图）

围头民兵蔡玉霜在练习发射炮弹（围头村供图）

“……经过这样一场激战之后，战士们都疲乏地倒在坑道里睡熟了。这时，只有一个姑娘，在阵地上轻轻地，走来走去。她手上拿着一盏灯，她那样细心地守护着战士们，看着一个个安稳睡熟的人，一会儿缝补战士们的衣衫，一会儿给战士们驱赶蚊子，然后，她坐下来，她在沉思，她的眼光是那样的温柔，人们好像可以感到她心的微微跳动。她激动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着：‘我开始和最可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了，这有多么幸福啊！’”

“蔡玉霜绝不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救护队员，从头一天上火线起，她就抢着扛运炮弹，参加了战斗。她年纪很轻，身体相当瘦弱，海岸炮第一阵强大的炮声几乎把她震倒。可是，不，她没有倒。她眼睁睁看着炮弹打完的时候，她就着急起来，她想：‘这怎么能够！正是我们狠狠打击敌人的时候呀！……’她立刻不顾一切，又冲出坑道。这时外面很危险，战士们伸手拦阻她，她却一下跳出去往弹药库跑，还鼓舞着大家喊叫：‘同志们！不要怕，赶快把炮弹运上来呀！’”

“炮火越来越猛烈，在阵地上，一个个汗湿淋淋，装填着，发射着，一颗又一颗亮晶晶的黄铜弹壳从炮膛里跳出来，‘当’的一声，掉落在地面上。蔡玉霜站在弹药库门口，手上高高举着一盏空气电池灯，尽量举得高些，再高些，好让那淡蓝色的光茫给同志们照亮道路。同时她自己还腾出一只手传递药包。空气闷热透了，忽然间，她感到像一阵洪水猛然冲来，她眼花了，手也软了，浑身一下给冷汗湿透，心脏在怦怦地紧跳，她晕眩得厉害，可是她怎么也不作声。她只静静在墙上靠了一下，闭了一下眼睛，那灯光在她手上簌簌地摇颤，依然那样地雪亮雪亮的，她又睁开两眼，继续抢运弹药。”

4月7日下午，我们登门拜访蔡玉霜。当时她已经从厦门大学退休，赋闲在家。我们的访谈依然是从50年前的那场“八二三”炮战讲起。

她说：“有天晚上，我在掩蔽部里护理一个腰部负伤的战士，他已经昏迷过去。等他醒来，听到指挥员下达射击口令时，又不顾伤口的疼痛，爬起来，冲出掩蔽部，奔上炮位，继续战斗。他打出几发炮弹后，又被战友送回掩蔽部。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为他换药，服侍他吃药。

“白天，警报一响，我就背起急救包，跑步进入战位。炮弹在周围爆炸，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管不顾地在阵地上忙碌着。弹药供应不上，我就帮助运送弹药……

“在战斗间隙，我和大家一起挖土、装土，抢修工事，还常常为战士们洗衣服，缝缝补补，打扫交通沟，清理掩蔽部，做一个女孩应该做的事。我在阵地上4天4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安业民牺牲的消息是后来看到报纸才知道的。安业民牺牲我很难过，多好的一个战士啊！虽然我和他在一个炮阵地上，却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也不深。在我心中，这帮穿海魂衫的同辈人，每一个都可亲可爱。当看到安业民的英雄事迹以后，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他真是个英雄，是最可爱的人。这时我才认真地回想他的模样，回想同他一起战斗的点点滴滴……

围头安业民烈士纪念碑     摄影/黄荣钦

“话说‘八二三’刚过不久，1958年10月底，海军37503部队政治部就为我记二等功1次。11月，我去北京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从北京回来，我为母校晋江三中带回一面‘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的红旗，而我则是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2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7月，我高中毕业，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那年国庆节，我参加首都民兵师方阵，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游行队伍中，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61年至1963年，我因患风湿性关节炎，曾两度休学。1963年9月，由中国科技大学转至厦门大学物理系就读，后转入5年制的半导体专业学习。毕业后因‘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直至1970年才分配工作，1972 年底调回厦门大学物理系任教。

“我的后半生是在厦门度过的。每年清明节，我们几个从‘八二三’的硝烟中走过来的‘厦门人’——吴秋红、施天平、洪溯伦和我，都会相约一起来到安业民烈士的墓前凭吊，献上一个花圈，寄以深切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