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是独特的一支。厉以宁老师说他受到新历史学派多元历史观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鲜明体现了“制度——历史”的分析视角，尤其强化了社会学因素。似乎基于这样的研究特点，他在以凌厉的笔调批判前辈经济学人经济思想得失的同时，却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表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不多见的认同和赞赏。他写了《经济分析史》, 强调了经济学研究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提出了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而熊彼特的成名作，则是他在1912年公开发表的作品——《经济发展理论》，向世人第一次公布了他的“创新理论”，轰动了整个经济学界，以此奠定其创新经济学理论的“鼻祖”地位。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精辟地分析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开创性地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以及企业家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他反对把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产生新现象的数据变化等同于经济发展。换言之，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不过是劳动力、资本、利润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只有经济生活中的“循环流转”发生了对均衡的干扰，走向新的均衡状态，才会对经济增长实现某种超越，否则在本质上只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所认为的“简单再生产”。于是，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分，在此基础上，熊彼特提出了解释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即创新的理论。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说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进一步地，他把“新组合”这一概念具体归纳为五种形态，依次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

但创新活动仅有“新组合”还不够，其实现离不开一类负有专门职能的人——企业家。与以往经济学说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尽管部分经济学家强调企业家的意义，但总的来说没有将资本家与企业家做实质性的区别，而作为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要素，熊彼特则把企业家从资本家群体中抽离出来，并把他们与创新活动深刻联系在一起，赋予其新的含义，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由此被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的概念与创新的概念不可分割，特指有眼光、有能力，敢于冒风险的实现创新的人，他们除了受到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的同时，还受到一种被称为“企业家精神”的非物质精神力量支配。正如iPhone手机颠覆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传统手机，人们在欣喜地迎来智能手机时代的同时，却也不能忘记这意味着传统手机时代的落幕；换言之，来自传统的阻滞和羁绊的力量令创新不可避免地要担负冲击和挑战既得利益的使命。而只有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一群人，他们才能超越单纯利润的追逐，就像乔布斯的“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无惧艰难险阻，为了远大目标而从事这种颠覆既有、改进世界的创新活动。因此，对创新发展的一种熊彼特式解释（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离不开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以及企业家的考察，而熊彼特式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执行新组合（创新），打破生产常规，使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活动中获得利润。此时，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创新的过程。

创新的过程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不断地破坏一个旧的结构、创造一个新的结构的演进过程。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时将其概括为“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受到历史学派影响的熊彼特，对经济现象的解释采取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演进的角度，在他看来，不掌握历史事实，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经济现象。因此经济现象只能以过程来考量，而不能仅以某个时间断面为依据，只要结合过程的观察视角被认识了，对细节及其结果的理解才会大为改观。故熊彼特长于以历史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现象。理解了这一点，则更能把握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本质和精髓。

自《经济发展理论》问世以来，熊彼特关于创新发展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创新、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充分反映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色。该理论强调了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运用技术革新因素分析和解释了经济周期，进而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世界几百年资本主义运行中的兴起、繁荣、衰退和萧条的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同时，该理论还促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专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产生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仍然属于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范畴，其理论的前提假设仍然是一个理想的、可以自行恢复均衡的市场。而与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其更加强调了创新者所作出的非理性改变，通过挑战常规和传统，创造新的经济活动的可能空间。而与此同时，这种探索又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熊彼特的跟随者认为，不确定性是理解技术变迁与经济发展绩效的核心概念。不确定性就是不可预测，它在创新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既来源于纯粹技术领域内，又与商业、体制、文化、政策等领域密切相关，进而带来技术开发场合中的不确定性和工业与商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对于前者而言，比如19世纪中叶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20世纪初莱特兄弟的飞机以及本世纪的iPhone（苹果数字移动电话机）等重要发明创造的实现，都离不开关键技术和相关技术的支持；对于后者来说，比如从用于军事领域的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到今天定位个人市场的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多样化计算设备的产品迭代，其技术的改进离不开经济生活中的市场驱动。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创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作为分散型决策的市场经济，其主体企业家要做出对具体情况的判断和决策，尽管具体的企业家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但这种错误很可能就是其他企业家的赚钱机会，市场经济由此也成为一个纠错机制。换言之，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之路，同时也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和进步、产业的兴起和衰落，但总体上资源配置趋向优化，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社会经济生活效率不断提高，人们普遍享受到帕累托改进式的福利。因此，创新从根本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显学，创新已受到广泛关注并达成广泛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认识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一个忽略了历史演化过程的政策理论，不免也忽略了其改进发展的实践价值，纵使它在逻辑上完备自洽。回望历史，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自己的工业制造，为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赶超发达的工业化国家”，1952年，我们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超常规发展道路，即构建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资源，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技术政策从自力更生阶段转向了引进技术阶段，作出了以“市场换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这种按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逻辑固然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但其政策本质却是“反创新”的。市场也许能够换来技术，但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于对这一判断的不断深化，2005年至2006年中央提出自主创新战略，由此，我们从引进技术阶段转向了今天达成广泛共识的自主创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的重要作用已演进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以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而广义上的，作为更为抽象、更为宏观，具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创新”，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顶层设计中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远远超出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所讨论的内容。

悠远的理论思想似乎容易被当代人遗忘于故纸堆中，落满时间的灰尘。翻开这部发表于100多年前的经济学著作，把我们带回创新经济理论诞生的历史时刻，通过对创新理论本体的透视，重新理解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关于创新的源头活水。回到现实，当代中国所开辟出的极不平凡、充满中国智慧的通向繁荣的创新发展之路，则更加壮丽、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