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先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审查专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对外经贸大学对外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著有《为英雄主义辩护》《走出象牙之塔》《捍卫我们的英雄》《追寻丢失的精神》等十余部作品，报告文学、散文集《横槊东海》《战神之恋》《在统帅部当参谋》《中国军人看世界》等。作品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军文学创作一等奖，并获全军具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一等奖。

如果你去汕头，可一定不要忘记去一个地方——小公园街道永兴社区海平路97号。这是一座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小楼，虽然饱经沧桑，但小楼至今干净整洁，一袭如新。我之所以建议你去看看这座普通小楼，不是它有什么建筑风格上的特别之处，砼、砖、木混合结构的晚清民国建筑,没什么特别，三层楼加起来也就五百多平方米。然而，我告诉你，这座看似普通的小楼，连接着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用今天的话说，它，就是汕头的一张政治名片，一个表明汕头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的红色地标。

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座小楼，在风云激荡的烽火岁月，曾经为中国革命立下过大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许许多多的领导干部，都曾在这座小楼里栖身避雨，受到过特别的庇护。他们有的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帅，为这座小楼注入了无上光荣。在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他们先后从这里被护送到革命根据地。

关于小楼的故事，不久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其情节感天动地，受到观众的青睐。其中海平路97号，就是这一波三折的故事的起点。

话题还要回到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在上海以及多地的领导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很多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党在白区的工作蒙受重大损失。为了保护有生力量，党中央决定，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分期分批地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但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严密封锁下，尽管从上海经陆路直奔江西的路途最近，但谈何容易，因为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已经被敌人层层设防，根本不可能从这些地方直接进入苏区。怎么办？1930年底，中共中央交通局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和部署下，开辟了一条由中共中央领导的秘密交通线，这是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这条交通线，以上海为起点，需要转移的干部先从上海乘船到达香港，再由香港去往汕头，而后由汕头地下党掩护，过潮安、大埔、青溪，再进入福建永定，最后经永定奔向江西瑞金。

迢迢三千公里交通线，从某种意义上，这成了关乎革命生死存亡的生命线。在这三千公里的交通线上，汕头的地位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由香港抵达内地的第一站，汕头地下交通站的绝对安全，直接关乎党的领导干部的安危。

为了开辟这条交通线，党中央做了专门部署，先是调遣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在香港建立交通大站，负责接待由上海来香港的领导干部，而后中央命令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到汕头建立了交通局直属交通站。一切部署妥当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931年，中央交通局又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等到汕头筹建了备用交通站。三人接受任务后，以上海客商的身份，将在汕头筹措电器材料作掩护，开起了华富电料行。另有别的同志开设药行作配合。

即使这样，危险还是来了。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汕头交通线随即处于危险之中。为防止绝密交通线遭破坏，上级立即决定，只留下华富电料行运行，其他店铺立即停止活动。这条秘密交通线，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继续承担着红色交通的绝密使命。

从1930年开始运行至1934年底，由汕头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有200多人，输送至苏区的各类急需物资约300吨。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工作人员才集体撤往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四年时间，这条连接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秘密传递着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重要文件,运送着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掩护党中央的领导干部安全转移。毛泽东主席特别看重这样一条交通线，他后来在评价这条秘密交通线时说，“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这是确保根据地与中央联系的特别通道”。

有了这条红色血脉，党的大批领导干部得到有效保护，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络得到有效保障。如今站在陈列馆的展室内，看着一张张具有历史沧桑感的珍贵老照片，听解说员叙述那些激荡人心的久远故事，我们看到，这座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红色血脉”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小楼，当年对党的建设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展板上清晰地记载着，第一次大规模护送干部是1930年冬至1931年春夏之间。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记下了这批领导同志在汕头的重要瞬间：任弼时、刘伯承、项英、左权、徐特立、邓发、张爱萍、萧劲光、伍修权等100多人，都是在这期间经由汕头转移的。地下党和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掩护转移，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二次大规模的护送是1931年4月至1932年，被护送的主要领导人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等。第三次大规模的护送是1933年，其中包括博古、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等。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中，他们随时可能落入敌手，但由于交通线的精密运作，这些党的领导干部大都安全抵达苏区。这条交通线就像一条跳动的血脉，记载了无数曲折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被护送的干部，都有一串起伏跌宕的经历，三千公里一波三折的跋涉历史，为汕头写下浓墨重彩的别样光荣。

许许多多颇具谍战剧色彩的故事，至今依然在汕头民间流传。在汕头，一位耄耋老者，在交通站旧址给我们讲述关于周恩来的故事，他说，周恩来是我党秘密交通工作的奠基人和粤东党内交通的开拓者。从粤东地方党组织创立时起，周恩来就把创建秘密交通线、培养党内交通员，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靠这样一条秘密交通线，完成了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时的军情传递、人员疏散等重要任务，加强了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保障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活动。

老人讲述的一个个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再现了一幕幕精彩的历史瞬间。

那是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33岁的周恩来身穿对襟中式短上衣和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在暮色的掩护下，由当地党的负责人肖桂昌陪同从香港抵达汕头。本来打算住金陵旅馆，但该旅馆二楼拐角处挂有东征时汕头各界欢迎东征军的照片，照片中显眼处就有周恩来的身影。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安排周恩来转住在另一家小旅店。这家旅店原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队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开办的，地痞、流氓从不敢骚扰，连公安局的警察“查夜”也不来。第二天，周恩来和肖桂昌在汕头坐火车到潮州。在火车上，周恩来是商人打扮，肖桂昌和黄华扮成同行者。由于不知道当日二等车厢的人很少，上车后发现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周恩来一看情况，感到危险，连忙走进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多又杂，他们和熙熙攘攘的旅客混在一起。可是，恰恰来查票的是东征时的一个铁路职工骨干分子，曾到东江行政委员公署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马上认出了他，立即把头上戴的毡帽拉得更低一些，转过身向窗外望去，肖桂昌机警地趁势站起来把周恩来挡住，随手把车票交给检票员。检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指相邻的二等车厢，要他们三人到那边去。幸好当时只有一个检票员，肖桂昌当面答应，等那人走后依然坐着不动。到站后，他们在潮安吃过午饭，继续坐下午两点开往大埔的电船。船票的座位在电船尾的小厢房，上船后他们就关上房门休息。抵达大埔后又转乘到虎头沙的小电船，在青溪交通站吃晚饭。接着，他们在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到达永定的伯公凹。

老人这样告诉我，就在这样一条红色交通线上，为了掩护我党干部，有不少群众牺牲。在周恩来落脚的这个伯公凹，就流传着一门七忠烈的故事。伯公凹有一个传统的庙宇，庙宇内有一盏长明灯，凡是乡亲外出，不管是下南洋还是远走他乡，一定要给这盏灯叩拜添油，祈求平安，几百年来一直如此。邹姓人家世代为这个庙宇的守灯人。但这个守灯人，却是坚定的地下党员，这盏灯就成了联系党组织的一个暗号。对上暗号，等于找到了党组织。为了掩护我党的干部，邹家一家祖孙三代，先后有七人被国民党杀害，但是一门七忠烈，即使牺牲，也不曾透露地下党的这个绝对秘密。1931年的一天，周恩来由汕头到达伯公凹，邹家人端起灯，对接暗号后，周恩来就住在邹姓乡亲家里。当周恩来了解邹家一家节衣缩食掩护党的干部，生活很拮据时，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三块银元，送给了邹家房东。房东并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只知道这是党的干部，当后来听说送银元的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时，那三块银元怎么也不舍得花，作为传家宝一直悉心保管，直到今天。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听说了这三块银元的故事，派专人前来征集，并复制了三块同样的银元送给邹家继续作为传承物。2019年，我有幸在闽西参观周恩来暂住过的房屋的旧址，亲眼见过这三块银元。如今在汕头的红色交通站，听这位老人再次讲述关于三块银元的故事，心里有一种难以尽述的感动。

红色交通线，连接香港，连接汕头，连接瑞金，它像一条血脉，连接着中国革命的昨天和今天。它记述的一个个精彩故事，让每一个共产党员，站在这座三层小楼前，都会思绪万千。在祖国的南海边，它像一束灯火，照耀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也照耀着通向未来的路，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应该怎样继承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好传统。如今在庆祝建党一百年之时，回望历史，学习前辈的故事，对我们在今天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汕头的这条红色血脉，将永远昭示着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不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