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泽华，广东省汕头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委统战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黄浩瀚，广东省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亲自布署汕头地下交通站的周恩来，图为周恩来当年在黄埔军校时留影

在海内与海外潮人的记忆中，汕头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始于1858年11月，伟大的导师恩格斯虽未涉足此地，但他却在纽约每日论坛发表的《论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写下“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汕头这个从沙脊到“沙汕头”称谓，从鮀鱼浅海栖息到有“鮀岛”美称的倚海小渔村，步入了百载商埠、人文鼎盛的奋斗征途。在上世纪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充满中西风情兼具南洋诸国建筑风格的精美骑楼群临街而建，世界各名牌商铺及其商品蜂拥而入，各路商家纷纷至此逐梦淘金，汕头埠一时风光无限，一跃成为南中国的商业重镇，由此开启了商业活跃、历史人文兴盛的黄金时期。汕头从昔日的省尾国角，变成连结赣、闽等地通往南洋诸国的交通枢纽。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追求生存解放、争取民族民主自由的大革命高潮席卷而至，“潮汕七日红”促使汕头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红色基因不知不觉渗入汕头革命群众的血脉，唤醒汕头工农大众的革命意识。周恩来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汕头热血奋战，留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汕头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摇篮和红色热土。当我们踏进海平路97号那座看似朴实无华的三层骑楼建筑时，“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陈列馆”的红色牌子十分醒目，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较长的名称，记载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汕头开辟隐蔽战线的伟大而光辉的历史。

经过讲解员充满深情的详细讲解后，我们了解到：“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也称“中央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苏区联络的南方交通线。中共中央交通局于1930年秋开辟了一条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全长约为三千多公里。这条交通线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后，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汕头交通站作为中央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肩负三大任务：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资金。汕头交通站以其历时四年（1930年至1934年）安全畅通，始终未被敌人发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成功典范之一。

在这场长达四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我们始终记得一位伟人的名字——周恩来！

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合影

中共中央于1930年10月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各省调来精锐骨干，开辟“中央交通线”。这条战线包括北方线、长江线和南方线，汕头交通站就位于南方线上。南方线共有四条支线，其中三条都经由汕头前往中央苏区，有三条支线先后遭到敌人破坏，仅存的最后一条支线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至瑞金，始终没有被敌人破坏，保持安全畅通。

在陈列馆一楼的地理沙盘上，我们从直观的线路领悟，当年党中央缘何来汕头建立红色交通线：汕头临海傍山连平原，是一块宝地。尤其是海陆交通方便，东南海面就是南海，连接太平洋。当时相关人员从上海出发乘坐轮船，有的绕道香港，再换船至汕头；有的从上海乘船直达汕头。大部分人会选择绕道香港，因为有了海外归侨的身份，便于乔装。到达汕头后，可改乘潮汕铁路的火车至古城潮州，下火车后沿韩江坐电船至茶阳古镇，在青溪上岸，走山路到江西永定，直奔中央苏区瑞金。这条南方线的设立，不难看出当年中央领导同志的睿智心血：其一，汕头素有“岭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南来北往位置重要，水陆交通方便。孙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国方略》一文中，提出为当时的华南铁路和重要商埠港建设助力。1933年，汕头港口的吞吐量就达675万吨，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其二，汕头的革命基础坚实，1925年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潮汕取得胜利，周恩来在汕头主政东江近一年，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占汕头，写下“潮汕七日红”的辉煌历史。在汕头设立交通站，易于发展交通员，有效开展秘密工作。

1925年，周恩来在汕头指导创办的《岭东民国日报》，并亲题副刊刊头(汕头市档案局馆藏)。

据汕头市金平区文化馆原馆长张如强介绍：“汕头这个交通站，从策划到建立，都大有来头，它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建立的。”了解历史的人都深知，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使中国的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失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开展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大围剿，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中国的革命陷入低潮，共产党人也因此转入地下斗争。周恩来在上海谋划主导设立秘密交通线，经综合考虑，决定在汕头设立中央红色交通站；在汕头的直属秘密交通站原有两个处所，分别是镇邦街7号的“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和海平路97号的“华富电料行”。1931年，因有情报人员被捕叛变，周恩来立即决定对中央交通线进行调整，撤销该情报人员所了解的交通站，其中就包括仅运行半年的“中法药房汕头分号”，马上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中央直属秘密交通站。

据张如强介绍，汕头红色交通站所在的这条中央交通线，从建立至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撤出，在全国的众多交通线中是唯一一条自始至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始终保持畅通的交通线。原因之一，与交通线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有关，而汕头红色交通站也归中央直接管理，没有横向联系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从建站至1934年10月，经由这条中央交通线被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党政军领导干部约有260多人，其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翟秋白、秦邦宪、张闻天等；在采购和输送物资方面，交通站在三四年时间里，向中央苏区输送食盐、布匹、药物以及电讯、印刷、军械器材等军需、民用重要物资约300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对苏区实行的严密的物资封锁。与此同时，交通站还发挥了筹款和押送急需物资的作用，沟通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信息往来，由此凸显了汕头红色交通站在历史关头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时，中央苏区先后建立了12个被服厂。由于当年汕头时装业发达，汕头红色交通站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多渠道采购各种型号的缝纫机运至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有条件为战士们和同志们缝制服装、被褥等。

1931年初，时任中央内交科长的顾玉良接到中央特科通知，要他与陈彭年、罗贵昆以客商身份来汕头建立“华富电料行”作为地下交通站。1931年4月，陈彭年任“华富电料行”经理兼地下交通站站长，顾玉良任店内会计并负责地下党的联络和接待工作，罗贵昆任职员的同时负责外部联络，充当媒介和翻译。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为安全起见，停止“中法药房汕头分号”秘密交通站的使用，及时启用“华富电料行”作为地下交通站。“华富电料行”运行稳定后，东江特委即派交通员罗贵昆到市区南京旅社，与站长顾玉良取得联系。顾玉良由交通员带领，经过一番周折，与东江特委负责同志见面后，约定了往后的联系地点、暗号和交通员。而后，从上海来的同志和物资，经过地下交通站的联系后，由东江特委的交通员护送到中央苏区。1932年，中央交通局派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闽西苏区，途经汕头时入住南京旅社，当晚国民党警察、宪兵三次前来搜查，东江特委派来掩护的交通员老彭、老陈扮成旅社“伙计”，巧妙应对，帮助熊志华闯过险境，把电台配件安全送到闵西苏区。

在那艰难岁月里，为了保存我党的有生力量，周恩来从肩负党中央的重大使命之日起，就全身心投入到隐蔽战线的艰难斗争中，在汕头留下了光辉的身影和精彩的故事。

1926年2月10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周恩来通电任职（广东省档案馆馆藏）

周恩来由汕头进入中央苏区时发生了两个机警脱险的小插曲。1931年12月，周恩来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之一、专管南方线的专职交通员肖桂昌护送，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由地下交通站安排在当时汕头最大的金陵旅馆住宿。刚上楼，周恩来发现楼梯转角处挂有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内有周恩来于1925年随东征军攻打陈炯明时在汕头的旧照。当时国民党敌伪查夜甚严，周恩来机警地觉察到此地不安全，随即吩咐陈彭年利用其社会关系转移。因陈彭年平时与旅馆的经理有过交情，便转移到棉安街的一间内部的小招待所，这间小招待所是当时镇守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设的，张瑞贵以手下的名义开设招待所，作为平时亲友往来汕头的安身之处，不但特务密侦宪兵不敢来骚扰，就连警察局的警察也未敢来“查夜”。当时周恩来以商人的身份住宿，安全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与肖桂昌坐潮汕铁路的火车到潮安。当时，周恩来是商人打扮，肖桂昌和另一交通员黄华扮成他的同行者，由于不了解情况，买了二等火车票，上车后才发现，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周恩来一看不对头，急忙走进三等车厢。三等车厢人多又杂，他们和乘客挤在一起，拉下帽子假装看报。谁知来查票的铁路职工，1925年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怕他认出，马上将头上的毡帽拉得更低，扭头转向窗外，肖桂昌机智地连忙站起来挡住前面，随手把火车票交给那个查票员。查票员见是二等票，就用手指指向二等车厢，要他们到那边去。幸亏车上只有一名查票员，肖桂昌当面答应，等查票员走后就坐着不动，这才免去一场虚惊。火车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很快就到达潮安，他们在潮安吃过午饭，随即转乘开往大埔青溪交通站的电船，船到大埔县城后，又坐开往虎头沙的小电轮到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的短枪队护送，一路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绕开地方反动民团的封锁区，到达闽西永定。经永定，再走一周左右的山路到达汀州，终于在12月21日安全抵达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交通线护送党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932年5月,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从上海出发，准备经汕头前往中央苏区与周恩来会合（同行的有项英的妹妹项德芬及其丈夫余长生），他们一行三人由专人护送来到汕头，风尘仆仆住进金陵旅馆。为安全起见，中央特命闽西交通站站长李沛群专程从永定来汕迎接邓颖超。据李沛群的回忆，他事先不知道是谁，直到出发的前一晚，才与陈彭年联系见到邓颖超，邓颖超曾于1925年随周恩来来汕头工作过，领导汕头妇女的解放运动。李沛群见到邓颖超之后，约定第二天在汕头火车站见面，由他和一位懂客家话的同志全程护送邓颖超前往潮安。陈彭年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要邓颖超将头发盘成髻，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装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样。自己改扮成生意人，如遇盘查则称邓颖超为表姐，自己是陪表姐到内地找丈夫的。他们事先准备好一套话来应付盘查，做到随机应变，能够对答如流，确保安全。与此同时还考虑到大埔一带讲客家话，需要增派一个能讲客家话的交通员陪同。果然，他们在大埔青溪遇到警察问话，就是那位懂客家话的同志应付过去了。到了大埔青溪交通站，再由武装手枪队掩护，手枪队队员是从闽西红军军官学校抽调出来的排长、班长级的人员，把邓颖超等人安全护送到江西瑞金。

从1930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汕头地下交通站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30年前后，当时革命形势很好，南方各省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引下，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发展苏区，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苏区加强领导力量，项英、任弼时、邓发和到欧洲学习的刘伯承、萧劲光、伍修权等先后进入苏区。第二次是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为保证中直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指挥部分同志转移到苏区，如李克农、钱壮飞、吴德峰等。第三次是在1933年1月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白色恐怖，党中央在上海难以开展工作，包括陈云、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在内的我党多名高级干部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1933年，中央机关全部迁到苏区。可以说，“红色交通线”在我党的光辉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