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晓平：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获得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

1921年7月30日夜晚发生的一切，绝对不是虚惊一场。真实的历史，不是轻轻松松的电视连续剧，所有的情节无法编辑和导演，所有的细节也难以想象。100年后的我们经过几代人的接力研究，才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中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而在历史现场的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难以说清那些必然中的偶然了。

历史的背后写满了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或许才是真正的历史。7月30日的上海之夜，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率先离开。马林当晚是否回到麦根路32G号鲁伯尔先生家居住，没有人知道。更重要的是，尼克尔斯基这位共产国际真正的“钦差大臣”，且掌握着经济大权的幕后角色，他的历史足迹和在上海的住处至今仍是一个秘密，鲜为人知， 少有人研究。

1921年前后的南湖烟雨楼

的确，撤离会场后，当晚与会的11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只有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李达、包惠僧、毛泽东6位代表的行踪能够掌握，而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五位代表的行踪至今还是一个谜。只有陈潭秋回忆说：“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

李达、张国焘从李汉俊寓所离开后，先后回到了他们当时的住处，也就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这个时候，因为陈独秀去了广州，夫人高君曼带着儿子鹤年和女儿子美住在楼上的主卧。李达和王会悟夫妇住在另一间厢房。张国焘自6月来沪参加会议，也一直住在这里。包惠僧也不敢回博文女校，就直接来到老渔阳里2号。紧张了一阵子之后，三个人确认没有侦探跟踪过来，就在一起扯谈。这时，高君曼和王会悟也下楼来，询问其他人的去向。

张国焘说：“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汉俊告诉我他不走，公博也愿意留在那里陪汉俊说话。” 

“其他同志呢？”王会悟着急地问道。

李达说：“不知道。”

“也不知汉俊那里怎么样了，巡捕房去搜查没？”高君曼热心地问道。

张国焘说：“我们哪知道呢？”

李达说：“如果巡捕房去了，那就糟了。” 

张国焘说：“应该不会出大问题，我们走的时候，都收拾得比较干净。”

高君曼说：“嗯，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再说了，汉俊他阿哥也是有身份的人，巡捕房也不敢随便抓人的。”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这样聊着，想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时，张国焘说：“惠僧，这么久了，应该没啥事儿了，要不你再到汉俊家去看看动静。”

大家都用期望的眼神看着包惠僧。

“好！我现在就去。”包惠僧爽快地答应着，转身就出门了。

“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周围情况再进门。”李达嘱咐说。

“小心点儿。”高君曼和王会悟不约而同地叮咛了一句。

包惠僧回忆说：“距我们离开李汉俊家不到两个钟点的时间，他们要我到汉俊家看看动静。我当时是没有经验的人，就冒冒失失地跑到李汉俊家里，走上楼梯的中间，汉俊和陈公博迎了出来。”

陈公博的回忆证实包惠僧确实回到了李汉俊家。他说：“他们一窝蜂下楼之后，汉俊便催我急走，我说危险算是过去了，我们何必事后张皇。”他们俩就打开一听长城牌香烟，又煮水沏茶，聊起天来。就在这时，楼梯又响了。陈公博和李汉俊感到有些吃惊，难道是巡捕房杀了一个回马枪吗？起身一看，谁知楼道里探出头来的是包惠僧。

“法国巡捕走了没有？”包惠僧急火火地问道。

李汉俊疑惑地问道：“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吧。” 

包惠僧说：“特立（张国焘）和鹤鸣（李达）让我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

李汉俊不紧不慢地告诉他：“你们走后，就来了九个武装巡捕和包打听，搜查了一番，没有搜到什么。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很侥幸！我的写字台抽屉里有一份党的纲领，一开抽屉就能看见，他们竟然没有发现。好在我还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也知道这是阿哥的公馆，把紧张的场面缓和了些，最后说了几句客气话走了。” 

陈公博也催促道：“此非善地，你还是走吧，详细情况明天再谈。” 

李汉俊郑重地说：“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不能再在我这里开会了，必须改换地点。你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包惠僧点点头说：“好！”

接着，李汉俊又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就这样，包惠僧匆匆忙忙地下了楼，出门走了几步，叫了一辆黄包车，到三马路孟渊旅社下车，又买了一点零细食物，沿着三马路至西藏路，跑到新世界兜了一圈子。他心想，法租界的包打听到了公共租界就该松劲了。于是，他才沿着跑马厅到马霍路通过爱多亚路，到霞飞路进入老渔阳里2号。

等包惠僧回到老渔阳里 2 号，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张国焘、李达、高君曼和王会悟也一直等着他回去汇报情况。听了包惠僧的汇报，他们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李汉俊提出明天不能继续在他家开会了，这是正当合理的要求，也应该是正确的决定。

怎么办？被迫中断的闭幕会，该换到哪里去开呢？

夜已经很深了。最后，张国焘和李达决定：明天暂时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 

现在，究竟到哪里去开会更安全呢？这个问题，让负责处理会务工作的李达伤透了脑筋。

7月31 日，晚上。张国焘、李达、李汉俊、包惠僧、陈潭秋、董必武、毛泽东、周佛海齐聚老渔阳里 2 号，商量开会的地点问题。会上，还是有人主张继续在上海开会，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但当即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为什么？因为7月31日的《民国日报》上已经刊登了《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公告，还刊登了一则巡捕房禁止法租界商业联合会开会的消息。而公共租界比法租界管理更为严格，早在1920年4月就公布了取缔集会的规定。 

李达说：“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还是离开上海，躲开巡捕。”

这时，有人提议到杭州西湖，我们可以乘火车到杭州，租一条游船，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还能保证安全。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去杭州西湖开会的方案。随后，张国焘赶紧把大家的决定报告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马林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希望尽快在一天之内完成大会议程，不要再拖延时间。

听取马林意见后，张国焘回到老渔阳里2号已经很晚了。他和李达继续商量会务事宜，并转告了马林的意见。张国焘说：“马林要求我们尽一日之长完成大会任务，以免再生枝节。”

“一天完成大会任务？！”李达一听，突然瞪大眼睛看着张国焘，“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张国焘一脸疑惑。

“去杭州的火车，一个来回，火车班次的时间，我们赶不上趟。”李达和王会悟新婚后，曾经结伴去过杭州，也曾去过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大概知道火车时刻表。

李达确实着急了。怎么办？

这时，王会悟走过来说：“别急别急，我明天上午去车站查询一下火车时刻表，再做决定吧。” 

8月1日，上午。吃过早饭，王会悟急急忙忙地要出门。高君曼看见了，就问她：“妹妹，你着急忙慌地干啥去呀？”

王会悟就把昨晚商量的事情简单跟高君曼复述了一遍，说：“我赶紧去火车站呢！”

“妹妹不用着急，我这里有《申报》，上面就刊登着火车时刻表呢！”高君曼转身从屋子里取来了报纸。

王会悟接过《申报》，一看7月30日的报纸果然刊登了《沪杭甬路沪杭线行车时刻表》，开心地笑了：“还是君曼姐姐聪明。”说完，她就喊李达和张国焘一起过来看火车时刻表。

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即使早上乘坐上海的第一班104次快车，到杭州也已经是中午 12 时 40 分；而在杭州，下午乘最后一班 115 次夜快车回上海，它开车的时间是 18 时 15 分，中间空余时间仅5小时35 分钟，再加上下车和候车时间以及从杭州火车站到西湖往返的时间，根本无法“尽一日之长来完成大会任务”。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到杭州西湖开会，时间太紧张了，再说西湖游人太多，容易被人发现，显然这个选择已经不适当了。

怎么办？

李达愁眉不展了。

这时，王会悟看着火车时刻表，忽然高兴地跳了起来，兴奋地说：“鹤鸣，要不就到我们嘉兴南湖开会，南湖僻静，游人少，好隐蔽，到南湖上租一个画舫，一边游湖，一边在湖中开会，多好啊！”

李达一听，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紧锁的眉头一下子云开雾散。他赶紧把脑袋埋进了报纸，研究上海到嘉兴的火车时刻表。仔细一看，李达终于开心地笑了。如果乘上海至杭州的 104 次快车出发，上海北站开车时间是 7 时35 分，南站开车时间是 7 时 45 分，抵达嘉兴的时间是上午 10 时 13 分，时间比较合适；下午返回可以乘坐杭州至上海的 115 次夜快车，嘉兴开车时间是20 时 15 分，候车时间为 10 分钟，回到上海南站的时间是 22 时 40 分，回到上海北站的时间是 22 时 45 分。从上午 10 时 13 分抵达到晚上 8 时 15 分离开，在嘉兴停留的时间可以达到 10 个小时零 2 分钟，时间上完全足够了。 

这么一计算，李达终于眉开眼笑了，一把抱起娇小可爱的妻子，在客堂里转了一圈。高君曼站在一旁开心地笑着，两个正在厅堂里玩耍的孩子鹤年和子美看到这个场景，也高兴地蹦起来鼓掌。

李达赶紧把张国焘叫过来，两人又仔细分析研究一番，都觉得在嘉兴南湖开会比在杭州西湖更合适：一是嘉兴地处沪杭之间，乘火车到嘉兴要比到杭州节省一半的时间；二是西湖人多眼杂，嘉兴只是一座小县城，南湖比西湖僻静，游人少，好隐蔽。这两点优势一下子就解决了到杭州西湖开会存在的两个难题。

8月1日晚上，张国焘和李达连夜分头通知各代表。

8月2日，上午 7 时 35 分，李达和王会悟夫妇一行四五人，在上海北站乘坐 104 次快车奔赴嘉兴。10 时 13 分，王会悟一行抵达嘉兴火车站。王会悟回忆说：“先到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说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五角共花八元，当时把钱付清，并对旅馆账房说，给留两个好的房间，如好玩我们晚上回来住宿。”

8月3日，上午 7 时 35 分，除了昨天与王会悟已经先行一步的代表，以及避免侦探跟踪的李汉俊、请假的陈公博二人之外，其他中共一大代表都按时分头到达上海北站，乘坐前往杭州的 104 次快车。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自然不能前往了。

去过嘉兴的人，或者看过嘉兴老地图的人，就应该知道，南湖是在嘉兴县城的南面，在城墙外面；火车站也在县城的东门外。一般游南湖的人不需要进县城，下了火车之后就可以直接从火车站到狮子汇渡口雇船，开始登船游览。

8 月 3 日，这一天的南湖，是阴天，不大有太阳。在狮子汇码头，租好的画舫早早从北门外荷花堤开过来，停泊在这里等候。这种“无锡快船”确实十分漂亮。王会悟回忆：“船的式样大小，据我记忆不到 14 公尺，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有一个小房间，内放一只铺，有漂亮的席枕，房间后面船艄住船老大夫妇，中舱和船头中间有一个小舱，可睡一个人（有栏槛和中舱隔开），船的右边有一个夹道，左边没有夹道，中舱内靠后边放有几枕俱全的烟榻一只，上边挂有四扇玻璃挂屏，两边玻璃窗上挂绿色窗帘，放大八仙桌一张，还有凳子。圆的、方的，还是椅子记不清楚了，家具颜色是广东漆的。” 

从火车站走到狮子汇渡口，只有五六分钟的行程。如果算上排队等候时间，十分钟左右就能集合完毕。张国焘回忆：“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9 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王会悟所预备的大画舫已泊在湖边。”包惠僧回忆说：“大约 9 时左右，我们都到了南湖。此处风景甚好，游人不多。南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庙宇巍峨，佛堂清净，和上海比较，感到别有天地。我们雇了一只相当大的画舫，买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就宣布开会。” 

或许是因为天气原因，这一天南湖的游客并不多。王会悟回忆：“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张国焘说：“我们登上了大画舫，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舫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李达回忆，开会的时间是“上午 10 时到下午 6 时。当天上午 7 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 时许在大游舫上聚齐”。王会悟说：“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 11 点钟了。” 的确，从下车到上船，再划船到湖心，嘉兴南湖会议真正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上午 11 时左右。

中断的中共一大闭幕会，现在终于重新开会。

又是一个 8 月，又是一个夏天。时间过得真快，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 2 号成立。一晃一年过去了。

现在，大家在画舫落座。出席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的代表由13位变成了 10 位，分别是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刘仁静、邓恩铭、周佛海。王会悟一个人坐在船头，像一个哨兵一样，为大会放哨。

李达回忆说：“嘉兴南湖会议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

在南湖会议上，中共一大顺利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宣传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区分，造出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充分展现了其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烟雨南湖，碧波荡漾。大会讨论完上述议程，大约花了一个钟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酒菜是由船家按照事先预定准备好了的，吃饭时在八仙桌上又放了一个圆的台面，十个人围着桌子也不算拥挤，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王会悟没有进去和他们一道吃。她说：“当时也不想吃，我一个人坐在船头。”

吃完饭，收拾好碗筷，继续开会。这时，李达从随身包袱里专门取出了一盒麻将牌，特意摆在了八仙桌上。

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外景。这种游船当地人称为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

中共一大纪念船（红船）中舱内景

天气还是雾蒙蒙的样子。

大会继续进行，还有两个议题需要完成，一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个是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 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时候，就曾在 11 月发布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只是“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并没有联系中国具体的斗争实际。

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负责起草并提交了《宣言》的草稿，但负责审查的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份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在嘉兴南湖会议上，10 位代表再次讨论了这份《宣言》。因为分歧明显，争论不下，大会最后决议“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没有参加南湖会议的陈公博回广东后，向陈独秀痛陈利害，最后陈独秀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一大的文献中没有《宣言》。李达回忆说：“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

游船在湖面荡漾着。云开雾散，天气渐渐好转。到下午 3 时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起来。有些油漆得很漂亮的小游艇，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到了 5 点钟左右，湖中的游船增加到了 5 只。就在这时，一只小汽艇飞速向画舫这边驶来。王会悟十分警惕，疑为政府警察局的巡逻，赶紧起身向画舫内发出信号。李达收到信号后，立即临时休会，大家呼啦啦地装作打麻将的样子，吆喝起来。后来，经过船娘打听，才知道是城内葛姓士绅的私艇，王会悟才放心地解除了警报。再过一会儿，南湖更热闹了，隐约传来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 

此时，大会就剩下最后一项议程——选举。

大会确定的选举方式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没有任何悬念，没有参加会议的陈独秀依然高票当选。人心是一杆秤。

当有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问道：“是谁选的？”

刘仁静说：“是我选的。”

包惠僧回忆：“最后进行选举，事先张国焘同各代表商谈过的，所以票很集中，选举结果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当选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以前，书记由周佛海暂代。”

陈潭秋回忆：“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在晚上 6 点多钟的时候，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成员，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周佛海暂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一职（实际不到两个月）。

至此，全部议程结束，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式。

张国焘致闭幕词。他回忆说：“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

张国焘话音一落，大家轻轻地鼓掌示意，同时轻声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此时此刻，南湖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夏日的微风轻轻吹来，带着荷花的阵阵香甜……

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的住宿地——鸳湖旅馆（复原模型）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了！

此时此刻，太阳已经下山了。船儿轻轻停靠在狮子汇渡口。上岸后，毛泽东、刘仁静因第二天去杭州留在嘉兴，其他代表都乘 115 次夜快车返回上海……

近代中国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那一刻，张国焘回忆说，他忽然想起陈独秀在上一年8月间跟他说过的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烂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 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总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的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

陈独秀的话，自然不只是针对日本说的！一百年过去了，先辈的话语，依然蓬勃着信仰的力量，散发着思想的光芒，昂扬着奋斗必胜的信心！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上。有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近代中国才有了改天换日的大变化。如今，法租界的望志路早已改名兴业路。从望志到兴业，地名的变迁也饱含着人们对革命必定成功的自信和祝福。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上。有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牢牢掌握革命的主动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的航船从嘉兴南湖启航，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史册的名字——红船。

这是一个东方神话！

日出东方，嘉兴未央。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的瞻仰。

1921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

一天的时间很短。但一日长于百年，这一天意义深远、意蕴深厚、意味深长。 

开天辟地，这是嘉兴历史上最长的一天。

这一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仅仅只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