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

廖承志（1908—1983），曾用名何柳华。祖籍广东归善(今惠阳），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系国民党革命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学生时代即随父母投身国民革命。1919年回国入岭南大学学习，1924年加入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离国民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参加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从事革命活动，曾三次被捕，被驱逐出境。1928年7月回上海，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至1932年，党派廖承志到德国汉堡国际海员工会，领导中国海员工作，曾任国际海员俱乐部书记。曾领导海员罢工，并取得胜利。1930年赴莫斯科出席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1年因积极领导中国海员开展维权斗争，先后被荷兰与德国驱逐出境。

1932年回国后，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翌年遭叛徒出卖被逮捕，经营救获释后，在周恩来的举荐下，廖承志改名何柳华，于1933年8月到川陕苏区加入红军，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长。1934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大肆排除异己，迫害忠良。对敢于坚持原则、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廖承志恨之入骨，诬蔑他是“蒋介石侦探”，于1934年底下令将他逮捕起来。不管如何审问，廖承志坚决否认。张国焘拿不出别的证据，又不肯承认廖承志无罪，于是就把廖承志和罗世文一起关押起来。还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宣布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并公布开除两个人的党籍。就这样，在长征路上，廖承志突然由红军干部变成一名“囚犯”，被押解着同战友们一道行进。

失去自由的廖承志在长征途中，比别的红军官兵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危险：在食物匮乏部队缺粮时，他要忍受更多的挨饿；在红军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时，他只能挨枪炮而无法还手；在形势危急时，他还要担心随时会被“处决”以“减轻”部队“负担”……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万里长征宣告结束。经周恩来直接过问，廖承志始获释，并恢复党籍。在张浩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张国焘被迫做了检讨，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使他们受到委屈，冤枉的”，并宣布“开除党籍的决定无效”。历史是最无情最公正的判官，它还清白于清白之人，同时定罪名给有罪之人。在廖承志获得平反一年后，1938年4月，张国焘趁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沦为可耻的叛徒，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蒋介石走狗”。

左起：王诤、李克农、廖承志、杨尚昆

1937年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抗日战争爆发后，相继在上海、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1月，奉命前往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并作为八路军、新四军代表，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任务，并与国民党广东当局谈判，营救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数百人。他还大力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立场和主张。发表了《收获与教训》一文，指出：虽然大片国土沦丧，众多同胞牺牲，可是这些血和泪砌成了中国一座新的血肉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为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了积极的努力。为了向海内外广泛宣传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战绩，大力支持了《光明报》《大众生活》《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大地画册》等报刊，以及范长江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乔冠华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等。还在香港组织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的印刷和出版，亲自安排寄往欧美各地，并在广州公开出售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同年春天，他在香港鼓励吴勤回广州组织抗日武装。广州失陷后，他又指示吴勤发动爱国青年在广州郊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他还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并满腔热情地组织爱国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据不完全统计，经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先后介绍到八路军、新四军去的爱国青年、爱国华侨港澳同胞达1000多人。12月，他派曾生等率领一批党员和香港爱国青年前往惠阳坪山，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和广东特点，提出了在东江建立敌后抗日武装，以自发组织的抗日群众面目出现，争取国民党番号，以利生存和发展。此后，积极发动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捐献被服、军鞋和药物，并配合叶挺向余汉谋进行统战工作，使叶挺被任命为东江抗日游击队总指挥负责人。1940年3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对东江抗日游击队发动军事围攻时，又及时与中共取得联系，并将中央指示和款项转送给游击队，使部队得以胜利返回抗日前线。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办和领导香港《华商报》，宣传反对分裂，坚持抗战。他认真分析了英国有同我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从而在香港积极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曾领导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尹林平与英方代表会谈。当港英当局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时，提出港英当局应当开放民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保卫香港，并要求英方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武器装备。同时他积极组织领导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出香港、九龙的工作。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联系的电台呼号及时交给东江抗日游击队，使其能直接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1月，到粤北参加领导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5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斗争。1946年1月被释出狱。后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副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总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外交部顾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是中共第七、第八、第十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委以重任时，不幸于1983年6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