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前，一座大楼与一个时代相遇。这座大楼就是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京大学第一院。1918年8月落成，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曰“红楼”。高耸于青砖灰瓦中的北大红楼坚实庄重。103年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风云际会。一张张鲜活面容，一个个长衫西装、文质彬彬模样，似乎从未远去。他们以摧枯拉朽、再造乾坤之志，开启了中国现代文明新纪元。

一

“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胡适）红楼展厅，全部63期《新青年》，一字排开，组成一张20世纪初新思想新文化朝气蓬勃的时代面孔，一台精彩纷呈的思想史专场，一轮20世纪初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没有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可与《新青年》堪比，当今许多青年依然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继续。有人问陈独秀为什么要办杂志？他说：“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需办杂志。”1916年春，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提出国民觉悟是政治制度变革根本，呼吁破除封建伦理道德，建立真正共和制。一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落户北大，“一校一刊”结合，掀起全国思想启蒙狂飙。

桌上一本打开的书，是所有人的视线中心。陈独秀坐在中间，李大钊、胡适一左一右，其他人或坐或站，似在热烈讨论什么——红楼浮雕《八大编辑 》饱满厚重。在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陈独秀充满烟火气的小院，这些学贯中西的北大教授，抛出一枚枚射向封建专制的重型炮弹。

《新青年》最先为妇女解放呼号呐喊。针对北洋政府褒扬节妇烈女的倒行逆施，登载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唐俟《我之节烈观》、胡适《贞操问题》、吴虞《吃人与礼教》等，对夫权对妇女的压迫摧残、对男女不平等性道德展开猛烈抨击。推出“易卜生号”，引进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娜拉，掀起妇女解放热潮。青海省循化县女师学生邓春兰勇敢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要求解除女禁到北大读书。1920年，北大首开男女同校先河，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生入读北大。湖南女生张挹兰考入北大教育系，主编《妇女之友》，发誓“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知识女性挣脱封建枷锁，参政议政，走出国门，寻求救国真理。

摄影/肖  平

《新青年》最先举起民主与科学大旗。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李大钊也摇旗呐喊，抨击丑陋的君主专制统治，他在《孔子与宪法》中尖锐指出：“孔子者，数千年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抨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垄断天下之思想”，呼唤代表现代国民自由意志的民主宪政。

《新青年》把科学作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工具。鲁迅在《随感录》中说：“现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新青年》刊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近代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北大教授王星拱《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等，宣传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五四”后，科普书刊大量涌现，在当时科学教育还很薄弱的中国，起到很好的科学传播与启蒙作用。

《新青年》最先使用白话文与新式标点。被守旧派视作“洪水猛兽”的白话文与新式标点，最初在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胡适书信往来中谨慎讨论着。钱玄同写给陈独秀《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中提出：“文章需加标点，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改革方案。1918年1月，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4卷第1号开始全面尝试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不到半年，全国400多家报刊杂志纷纷效仿。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公布采用12种标点符号，从1922年，起小学全部实行白话文教学。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3年多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中国文字完成了一次“放足”运动，中国文化开始从封闭的旧范式向开放的新范式转变。

《新青年》最先开辟中国现代文学新天地。1918年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辟“随感录”栏目，标志着现代议论散文“杂文”的诞生。5月，37岁的周树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第一次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全文4700字，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它提出的“吃人”、“被吃”等根本性社会问题被不断思考，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血脉。与此同时，白话新诗以前所未有势头爆发。1918年旧历丁巳年除夕，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以此为题创作白话新诗。陈独秀写了白话诗《丁巳除夕歌》：“除夕歌，除夕歌；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如同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散发着古老幽思与山林气息。

二

红楼二层，靠近楼梯是复原后的陈独秀文科学长室。1918年 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参加，大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编辑所设在二层文科学长室。《每周评论》在北京发行总量达到5万多份，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连续3期出版“山东问题”特号，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从1919年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7篇时评，以“只眼”笔名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37篇随感录，为五四运动提出不断深入的纲领、口号与斗争方式。短小精悍、如匕首投枪、一针见血的“陈仲甫体”，与《新青年》睿智冷峻的鲁迅《随感录》相呼应：“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火炬，我便是唯一的光。”一时各大报刊竞相模仿，纷纷开设“随感录”或“杂感”栏目。

五四运动一个月后，陈独秀走出家门，看到北京大学变成了关押爱国学生的监狱，内心极度崩溃。为了鼓励学生，他写下《研究室与监狱》，亲自上街撒传单，决心飞蛾扑火，以血醒民……北京《晨报》率先报道陈独秀被捕消息，全国舆论哗然，展开强势大营救。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联名保释陈独秀，认为“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忱。”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社会名流章士钊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和谈代表许世英时气愤地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也都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各地工人继续罢工，商人继续罢市，逼迫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同意释放陈独秀，并且放弃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9月17日，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被释放，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欢迎他的出狱。李大钊发表意蕴深远的诗《欢迎独秀出狱》：“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陈独秀有很多朋友，像李大钊这样的知音并不多，可以说，二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国家一级文物《五四》是我国第一部介绍五四运动的书籍。作者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蔡晓舟和在北大国文系学习的表弟杨亮功（笔名杨量工）。蔡晓舟在序言写道：“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1919年，全国期刊如雨后春笋猛增至400余种，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社团281个，1920年又有增加。“当时北大红楼门口一间小小号房里，就有100多种书刊杂志摆在一张长形桌子上，从早到晚，不论学生还是教师，老年或是青年，走过那里都要进去看看。”这些图书留下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全面觉醒的历史记忆。1919年4月，来中国讲学的杜威夫妇原打算过了夏天就回美国，五四运动大大引起了他们兴趣，一再推迟归期。杜威说：“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为牢固的基础。”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蔡元培一句台词：“无论将来发生到什么时代，终将是以我们今天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三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从第26期起由胡适主编，他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展开“问题与主义”论争，直到1919年8月31日第37期《每周评论》被封，论争戛然而止。胡适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这场论争大大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公开发表《谈政治》，指导各地建党工作。这期间，《新青年》刊登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文章达130余篇（全部电子版在北京陈独秀故居可览）。“新青年丛书”——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考茨基《阶级斗争》、柯卡普《社会主义史》等建党初期必读书目，带着时代印迹亮相红楼。全套6本《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编辑所就设在上海李达家中。由于经费匮乏，环境恶劣，不能署真名，每期发行5000份，以大量篇幅介绍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知识，与《新青年》配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理论准备。

刊登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的《新青年》原件，由河北徐继珂捐赠；首次将马克思、恩格斯名字和《共产党宣言》片段介绍到中国的《万国公报》；陈望道、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和谢唯真等人翻译的7种《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1年，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等陕西进步学生在北京创办的《共进》杂志11期；1924年，北京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负责印刷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8期等珍贵文物，通过全国各地藏家之手，汇集红楼。

1920年3月31日，回到上海一个月后，陈独秀首次与孙中山见面，相见甚欢。两人共同参加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发表讲演，引起热烈反响。陈独秀将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做成“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扩大一倍以上，厚厚400页，封面是雕塑大师罗丹为1900年万国博览会创作的《劳动之塔》纪念碑图片，环绕塔身盘旋而上的浅浮雕生动展示了一部劳动的历史，塔顶雕塑《祝福》是为劳动和劳动者祝福。刊登各地工人调查报告和33幅底层工人生活照片，发表孙中山、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及张玉堂、刘郎山等12名工人题词。“劳动节纪念号”发行10000多份，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领导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一”纪念活动。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南陈北李”迈出了实质性建党步伐。

四

一张苍老、陌生面容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共建党“牵线人”、李大钊称为“万里拓荒，一身是胆”的杨明斋。美丽的昌潍平原、古老胶莱河畔，乡亲热情指点杨明斋故居——山东平度市明村镇马戈庄村。1901年，16岁的杨明斋从这里出发，闯关东到海参崴矿区，一边做苦力，一边读书。1920年春天，作为俄共党员和翻译，他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与“南陈北李”商讨建党。他参与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筹备出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带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马骏、孙冶方等100余人从上海乘船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撰写《评中西文化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答中西文化，回击复古思潮。很久以来，他就像一颗流星，神秘失踪在茫茫夜空。直到近些年，人们才找到他唯一的一张照片，他磊落光辉的一生才逐渐清晰起来。

1921年11月，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首次用英文缩写T. S. chen签发了第一个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对“明年7月开大会前”党团、妇女、青年、工会发展提出要求，要求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文不到400字，精练简明，谨严有度，堪称一份难得的书法作品。半年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写了建党一年来工作报告。此时，党员已从一大53名增加到二大前195名。其中，“党员与党费”中的“党费”一项是指党组织开销。报告显示：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党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是指共产国际资助，说明刚成立的中共还很弱小，为二大确认中共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埋下伏笔。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夏日炎炎，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举行。陈独秀主持制订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章》，6章29条，内容极丰富且较严谨，为党建做出了奠基性重大贡献，以后的《党章》都在它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和发展。第一天大会结束后，暂时休会，大会推举43岁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二大最重要成果。陈独秀废寝忘食，用了近两天时间，起草了宣言初稿，提交讨论通过。宣言高瞻远瞩提出了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广大的农民群众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依靠力量。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陈独秀为宣言的制定与通过付出了伟大的政治智慧。会后，他主持创办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首次提出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奋斗目标——“这几项自由，已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向导》出版5年，发行201期，陈独秀撰写258篇文章。自第55期起，设“寸铁”栏，陈独秀是主要撰稿人，言辞犀利，保持他一贯的杂文风格。《向导》发行最多时近10万份，对民众起到了强有力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读者认为它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红楼油画《西湖会议》，宛如清新淡雅水墨画，内容却是一次激烈的思想交锋。1922年8月28日，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召开大会，史称“西湖会议”。马林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遭到出席会议的五位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一致反对。马林亮出共产国际“尚方宝剑”——打印在白色绸缎上、缝进自己衬衫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中共中央的指令。全文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普（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最终，“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会后，陈独秀、李大钊、马林前往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拜访。马林的这件衬衫，作为珍贵历史文物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1924年1月，以孙中山和陈独秀为首的国共两党正式合作。3月，《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国内最有影响的人物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3人得票最多。1926年，国共两党继承孙中山遗志，高唱《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誓师北伐，在中国大地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民主革命思想得到空前传播，广大民众进一步觉醒。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由53名党员发展到 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说：“陈独秀一生毁誉参半。他拥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缔造了两个伟大的儿子，在那些温良、宽容的中国人心里，他也是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