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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凌云挽狂澜——陈原道


陈原道头像.jpg

陈原道(1902-1933),又名伯康,安徽巢县人。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出席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3月回国,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等职。1931年4月,因顺直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捕。1932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4月,牺牲于雨花台。

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伟大壮烈的革命斗争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和党的优秀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34年1月22日,时任苏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等等。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的哀悼和敬仰。”

陈原道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闪耀着光辉。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光耀千秋。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激励后人不断奋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陈原道,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青岗乡的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他天资聪颖,学习极为用心。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当陈原道走出农村来到学校,他就投入到如饥似渴的学习当中。他各门功课优秀,尤其擅长作文,把自己的人生志向与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在自己的作文之中。《重农说》提出“农为立国之本”,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商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苟农业昌盛,其出产也亦必丰饶。为工者继之以制造,则工业因之而发展矣。工业发展,而为商业又继之以运输,则商业亦因之而扩张矣。工业发展,商业扩张,则国家经济,无亏乏之忧,创设学校何难之有?学校林立,教育普及,也亦必矣。国家不期强而自强,人民不期富而自富矣。”《顾亭林先生谓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论》中写道:“苟人人效先生格言之训,图国家富强之方,政府筹划于上,人民尽力于下,外侮不来则自守,敌兵前至则悍御。如是国家不期巩固而自巩固,人民不期幸福而自幸福矣。又何患国贫不富,国弱不强哉?”这些文章无一不是表达了陈原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伟大抱负。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也影响到了芜湖,陈原道对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尤其是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劳农专政的文章。就在此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恽代英、萧楚女来到学校讲学,宣传新思潮。尤其是恽代英,五四前后写下了大量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鼓吹社会主义思潮,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恽代英极富口才,演讲的鼓动性、战斗性很强。陈原道每次都是静静的听着,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1924年春,陈原道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抵制日货,领导学生参加芜湖黄包车工人反对军阀统治和抗租抗税的斗争,把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芜湖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他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革命热情和组织才能。他先后担任二农学生会主席、芜湖学联会及安徽省学联会负责人,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原道以芜湖工会、学生联合会、教员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各界人民团体和进步人士,成立“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游行示威,严厉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这一年,陈原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陈原道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陈原道在芜湖二农的恽代英讲演记录

陈原道在芜湖农校时使用的名片

1925年6月28日,陈原道参加第七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出席证




由于在革命斗争的出色表现,陈原道于1925年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是同期同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苏联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政治骨干和理论人才。中山大学成立后,赴俄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新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与灯塔。陈原道等一批青年是由上海乘船抵达海参崴,再乘火车辗转到达莫斯科。船抵海参崴时,青年们十分激动,总算到了久已盼望的无产阶级的故乡!当大家看到海岸边一对对穿着大衣整齐操练的苏联士兵时,都不约而同挤到岸边,用敬佩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时就有同学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红军战士一样,拿着枪杆解放我们苦难的祖国啊!”下了船之后换成第三国际早已准备好的火车去莫斯科。火车日夜行驶在西伯利亚的原野森林之中,在经过贝加尔湖时,看到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湖面时,不知哪位同学喊了一声:“这就是苏武牧羊的北海呀!”接着一位同学带头,大家跟着唱起了悲壮的苏武牧羊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有笳声,入耳痛心酸……”,这首歌表达了留苏学子在异国他乡眷恋祖国的赤诚之情,表达了陈原道等有志青年们救国救民的宏愿。火车越过乌拉尔山脉后,即入苏联欧洲境内。前后经过十几天的旅程抵达莫斯科。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部的学校。与其他大学性质不同,学习期限一般定为两年即结束毕业,如果国内革命形势需要,则随时可以让学生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有特殊需要,学生也可在两年后留下工作或继续进修。中山大学的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苏维埃建设、唯物史观等等。有些课程是由斯大林或校领导亲自授课,有些课程则是由教师带领学生在莫斯科参观,如制铁厂、炼钢厂、纺织厂、十月革命博物馆、列宁博物馆等,让学员切身感受苏维埃建设的成就。陈原道十分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一到中山大学,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首先,俄语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口。对于初学俄语的人来说,语言这道关卡并不容易过。但他毫不畏难,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俄语关。在练习俄文发音时,他对俄文三十三个字母的每一读音都不厌其烦的勤学苦练。为了发好俄语中特有的卷舌音,他常在口中含水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能用俄语进行对话了。语言障碍解除之后,他更加的勤奋学习。星期天,紧张学习了一周的同学有时会结伴外出,去游览莫斯科美丽的风光,走的时候陈原道在宿舍内看书,回来的时候他还一动不动在看书。他孜孜不倦,大量地研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著作,读书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思考。他平时不爱说话,不爱出去游玩,但开会发言时特别积极,侃侃而谈,而且条理清晰,内容充实。由于他勤奋好学,各科成绩优异,因而与沈泽民、杨放之、王稼祥等青年一道,被学校批准特任俄语课堂的翻译。陈原道为第九班的俄语翻译。陈原道的刻苦学习,使他深受校方赞赏,在同学中赢得了较高的威信。

陈原道读过的俄文书《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

陈原道为河南问题给中央的一封信

在中山大学,陈原道认识了1926年由北京地下党选送来学习的刘亚雄。刘亚雄是山西开明绅士刘少白的长女。在父亲的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下,刘亚雄性格豪爽,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青少年时期就坚定的走上了反封建道路。她在太原女子师范读书时就大胆的喊出“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在北京女师大,她和赵世兰、许广平、刘和珍等爱国青年,开展了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斗争,获得了鲁迅先生的坚定支持。两人相遇之后,刘亚雄对陈原道的博学多才和成熟稳重十分敬重,陈原道也十分欣赏刘亚雄坚定执着、勇敢直率的性格与勤奋好学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先前回国的刘亚雄任干事,任弼时为宣传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陈原道是任弼时的得力助手,深得任弼时的信任。任弼时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便是由陈原道主持负责。陈原道在工作中经常深入到群众之中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实际,以能够在白色恐怖下有针对性、高效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陈原道与刘亚雄在工作中配合甚为默契,这两位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国内革命中再次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河南省委因连续三次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曾被迫暂时取消省委。到1929年冬,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恢复河南省委。陈原道到河南之后,与中央巡视员童长荣、郭树勋等人一起担负着重建河南省委的重任。

1931年1月,陈原道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被补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河北省委内部分裂问题,并改组省委。陈原道一到天津,就立即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方针方法。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陈原道提出了工作思路:“我们在方针策略上,既要对非组织的小派别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与揭露,又要团结其中受蒙蔽的多数同志,教育他们明辨是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上来。这是克服目前混乱状况的两个关键”。按照这个方针、策略,代表团把斗争的重点集中在少数阴谋分子身上,进行彻底地揭露与批判。同时,陈原道又冒着危险,日夜奔走于各级党组织之间,频繁和人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1931年2月,河北临时省委成立,陈原道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同分裂主义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度瘫痪的河北党组织重新恢复并发挥了新的战斗作用。当年和陈原道一起从事这一工作的刘亚雄回忆说:“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陈原道夜以继日,奔走于各个单位和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掌握了河北省党组织情况、部分干部情况,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原道同志是一个意志坚定、有涵养的人,善于接近群众的人。他平常寡言少语,不爱聊天,但是当他和同志们谈论问题时,却是循循善诱,从不厌倦。有分歧意见,则反复耐心讲解,以使对方心悦诚服。工作中,不论遇到什么艰险,都能处之泰然。有一位和他交谈过的同志说:‘我没想到原道同志有这样的说服力,他讲道理平心静气,让人开窍,我佩服他。’又一个对他比较熟悉的人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就在陈原道在河北为党的整顿工作取得胜利的时候,敌人对革命者的迫害却步步紧逼。1931年4月,陈原道、刘亚雄被敌人逮捕,9月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当时,由于叛徒出卖,安子文、殷鉴、刘澜涛等一批河北、天津的干部也相继被捕、关押在这里。敌人不仅对狱中的共产党员实施残酷的迫害,还试图用思想侵袭的方法,使被“感化”者“反省”、“悔过”从而叛变,这就是敌人的“反省政策”。身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的陈原道深知在狱中组织党员开展斗争、保持革命者崇高气节的重要性。只有形成坚固的党组织,才能更紧密的团结革命同志以形成核心战斗堡垒,来粉碎敌人“反省政策”的阴谋。陈原道和殷鉴、孔祥祯等同志商量后,组建了秘密的狱中党支部,陈原道出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据党支部的决定,陈原道和难友们在狱中开展的中心斗争是敌人的反省政策。在斗争中,陈原道既注意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又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敌人使用请天主教堂的神父来监狱给犯人“布道”,强迫政治犯写“反省”体会的文章等多种方式使犯人“反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的同志采取不同的方式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如陈原道后来在向省委报告时说:根据狱中的特别情形,“我们的任务是:反对反省政策,加紧政治教育,武装我们的理论与实际,改良生活待遇及互相救济,中心是反对反省政策下进行我们一切工作。”敌人的阴谋在陈原道等同志的坚强抵抗下最终破产。陈原道还在狱中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认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此,党支部订立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要求全体党员和团员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们还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李达的《现代世界观》《社会学大纲》,还有一些英、俄文的马列主义书籍,由懂外文的同志翻译成中文,如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几十年后,当年的难友回忆他:“狱中党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原道同志为保存和纯洁党的组织,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1932年,陈原道与刘亚雄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陈原道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弥漫,陈原道在险恶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工作。1933年1月上海失业工人举行反失业游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因叛徒出卖,陈原道再次被捕。当时《时报》发表消息声称“捕获共党重要人物”。陈原道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国民党中央让叛徒前来劝降。面对威逼利诱,陈原道正气凛然,毫无惧色。他对狱中难友说:“监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要在这里认真锻炼自己,更好地认识敌人!”4月10日拂晓,陈原道英勇就义于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