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曾任群言出版社社长、《群言》杂志社社长、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国家一级作家，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出版著作《古典与现代之间》《那个年代》《走过云南》等十余部。主编《费孝通文集》16卷。

2018年，湘东制种插秧现场

立冬之日在萍乡却是暖阳，在湘东游览时，太阳竟是火辣辣的。

来湘东前在宁波小住，问在江西省城高就的毛国典：你知道湘东吗，湘东在哪？这位老兄很认真地想了半天，最后回答：没听说过。不过，他强调了很多理由，说我说的有遗漏，我说他到底不是江西本地人……可他坚持说，在书协这些年，江西都跑遍了。

其实，是我冤枉了国典兄，是我没把湘东的地理概念搞清楚。等那天乘飞机落在湖南长沙的黄花机场才打听明白：原来湘东是萍乡市下辖的一个区，它离长沙要比去省城南昌近得多，它在湘赣边境，和湖南是近邻，有“赣西门户”、“吴楚通衢”之称。

没想到湘东地处的位置这么偏，可介绍说湘东有不少好玩的。

好玩的去处，各有偏爱。有人说江口村新落成的零799艺术区好，有创意，一栋栋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坐拥青山绿水，掩映于花团锦簇，真是宛若仙境。不过艳羡之余，也有人感叹：这么好的创作环境，若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压力也是蛮大的！也有人说湘东的傩舞、皮影好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根深叶茂，乡野气息浓郁，有嚼头有看头。还有人关心湘东的GDP，给人感觉他们好像都是当领导的……其实，在车上和饭桌上大家聊的远不止这些。

我和大家“形而上”的关注点不太一样，一路上我比较关心吃。我认为吃在某种程度上比参观游览重要。譬如来湘东的第一顿饭，就给好些人来了个下马威。一桌子的菜肴，样样都放了辣椒。辣椒虽说是好东西，可如此放纵，也算是领教了湘东人的重口味。厨师不放辣椒好像就不会炒菜，这实在不曾想到。湘东人无辣不欢，可自己的肠胃是有记忆的。为了不让主人扫兴，我就少吃菜，多吃饭。结果发现，湘东的大米饭特好吃，可它又不像北方人常吃的小站稻。第一个说这话的不是我，甚至有两位老兄对大米的产地还起了争执。白米饭入口，不糯不散，慢慢嚼，香香甜甜……主人很得意，说这是他们本地产的籼米，籼米不就是北方人说的机米吗，有这么好的口感？

怎么……你们不信？

主人有心，既然说湘东的米饭好吃，那就让你们见见稻种，看看白米是怎么来的。

一天后，在湘东的排上镇，我们被领进了当地引以为豪的制种馆。

湘东稻田

展馆的规模不甚大，它就是讲述南繁制种历史并顺带科普的展示馆。除了种子和稻米实物，没什么吸引眼球的展品。图片和文字介绍还算丰富，一部专题片剪辑得倒也不失精当，可看过之后大家竟是一头雾水。何故？皆因其中的学问太深奥：制种和育种有什么区别？“南繁”又是什么？什么是“三系”杂交配套？何为“母本”、“父本”和“野败”？是谁最早在国内开展对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研究？乃至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萍乡参与到这场历时40多年不衰的制种大潮中来？这实在有点复杂，它头绪太多，又非常专业。

还好，我得到了一本书。

亏了这本《稻种——湘东区杂交水稻南繁制种纪事》给我答疑解惑。可翻来翻去，还是对其中涉及的知识懵懵懂懂。不过从这本“种子的传奇”，我读到一股力量的鼓动，感受到湘东制种人坚毅不挠的奋斗精神。想当年，为了能吃饱饭多打粮食，以排上镇为代表的一批制种人，真是豁出了命。上级一声令下，他们每人背上10斤黄豆、10斤干辣椒、10斤茶油……扛起铺盖卷就奔了海南。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曾发生的一幕。为国家，也为了自己，他们义无反顾，为了繁育出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几茬人，前赴后继，一干就是40余载。从最初的16个人去海南，发展壮大到6000余人的制种大军。这么多年打拼下来，他们发展壮大了，在海南有了年15万亩的制种规模，有了自己规模化、集约化的龙头企业，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将业务拓展到东南亚的十余个国家……如今，年产种子达到3500万公斤，占全国杂交水稻年产种子量的近20%，制种的年产值达到数十亿元。

可排上人并不满足，他们还有更高的目标。他们要让湘东种业精神的十六字：“执着梦想、合作创新、奉献种业、强国富民”，不仅要发扬光大，而且还要传承不衰。他们誓言：“只要有水稻种植的地方，就有排上人生产的种子”。此刻想来，展馆建在山沟沟里，也就不足为怪。袁隆平曾给他们题字：“杂交水稻制种之乡——排上镇”。这不是溢美之词。谁都清楚：一粒种子，关乎的是民生大计！为了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排上人赢得的荣誉，那是实至名归。

从湘东回来，那本《稻种》的书一直没放下，在众多人的回忆里，你会发现有三个人的名字老被人提起。给我的感觉，这三个人就像接力的三驾马车，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能始终领先世界，他们可谓功勋卓著。首先一个是袁隆平，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率先发现了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逐步建立起“杂交水稻理论”，开拓出“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的新天地，并主导开展了全国的大协作。而当时萍乡的农业技术员颜龙安，则在协作会战中，第一个在全国成功实现了籼型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取得了杂交水稻优势利用由科研转向生产的重大突破。接下来，繁育制种的担子，则落在湘东排上镇的农民、人称制种“开路先锋”和“领军人物”的张理高肩上。国家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关注着杂交水稻的会战进展，要求各级政府利用一切条件进行杂交水稻制种，并尽快普及推广到大田种植……如果说袁隆平、颜龙安等水稻育种专家缔造了杂交水稻的王国，那么萍乡的制种农民，则给这个王国夯实了最草根的基础。通俗地说：有了高产优质的杂交水稻种子，才能种出香喷喷的大米。其中的艰辛和付出，身不在其中，是很难体会到的。而这，就是那场全国范围协作会战的大背景，也是南繁制种的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

《稻种》一书吸引我，还有另一层原因。

早在40多年前，我就听人说起了“育种”，此刻回想，它刚好和萍乡南繁制种启动的时间吻合，不过，我听说的育种育的不是稻种。

1975年，科研组在湘东田间研究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家忽然来了一位远房的亲戚。他管母亲叫表姐，母亲让我们叫他舅舅。这位舅舅一看就是那种不善言谈的厚道人，甚至笑容里还带着一丝羞涩。我特别奇怪他的穿戴，才刚入冬，北京的天还不太冷，他却穿起厚厚的棉袄棉裤，最醒目的是他头上那顶大大的狗皮帽子，使他的脸看上去显得出奇的小。

舅舅从张家口来，话里老是他们坝上坝上的。他说坝上这会儿已经下雪了，冷得很。他是要到海南三亚去育玉米还是高粱的种子我记不清了，反正这一去要好几个月，等到来年春天才能回。海南的热带气候和环境，有利于植物生长，到那里育种，对舅舅他们高寒的坝上来说，一季收成就变成了两季，大大加快了选育进程。他说这是政治任务。那时去海南岛，要从张家口到北京倒火车，火车好像先开到广东的湛江，然后乘船上岛，再从海口坐汽车或小火车去三亚那边的育种基地，前前后后在路上差不多要一周。后来听父亲说，这个舅舅是从承德农校毕业分配到张家口农科所的，现在是技术员了。他们的育种要跟田作业，要观察记录整个庄稼的生长过程。他知道这是苦活累活，可他还是报了名。他说他参与的课题或许要延续好几年，能不能成功还说不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单说粮食，那几乎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梦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近十亿人，粮食不够吃，是上上下下最为头疼的问题。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文革”尚未结束，正是“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的时候，柴米油盐……所有物资都捉襟见肘，那种缺衣少食的窘困，让人记忆犹新。

很多年后，我去了海南岛。改革开放的变化，特别是建省之后，那里可谓发生了翻天巨变，可作为得天独厚的育种基地，没人能够撼动它。只要车过万宁的牛岭，你立刻会感觉到一股热度，往南去三亚，已经是典型的热带气候。放眼田畴，一路尽是喜人的大片庄稼，什么颜色都有，煞是好看，很多地里都竖着“育种”的牌子。这里几乎没有季节之分，四季如夏，最冷的时候也在20多摄氏度，而且转瞬又会高温来临。我曾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分别到过三亚、乐东、陵水，甚至东方市，它们都是育种和制种较集中的地方。如果没有遮挡，正午站在太阳底下，那毒辣的日头依然威猛。若是盛夏，一早一晚尚还可忍受，倘若中午，那阳光的辐射是不可想象的，别说干活，就是待着也是煎熬。在海南做个农民种地，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而制种的人，要比种地辛苦十倍！

记得几个月后，我的那位舅舅从海南岛回来时，母亲几乎喊起来：你怎么黑成……这样？父亲像是早有预料，看着黧黑的舅舅露出一口白牙，他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舅舅则一个劲说：没想到，真没想到，累和苦还在其次，海南岛那地方，咱北方人真受不了，热死人，吃喝也不习惯……那晚，父亲他们聊了很久，不知都说了什么，不过此刻想，他们绕不开粮食的话题。

第二天，舅舅一早就回张家口了。他从海南岛回来，没忘给我们每人带一份礼物。他送给父亲的是用椰子壳雕成的茶叶罐，和用海柳做的烟嘴，很精美。后来，父亲戒烟了，那个烟嘴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往后的几年，舅舅以我家为中转站，每到入冬，便去到海南岛育他的种，来年开春，又带着育好的种子赶回坝上，和湘东的制种人没什么两样，候鸟似的南来北往，不停的奔波。

再后来，这位舅舅就不见了，好多年音讯全无。母亲偶尔想起她的表弟，就会嘟囔几句“不懂事”。大约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一天，母亲忽然说：你张家口的舅舅有信来了。他结婚了，上个月添了个大胖小子……海南育种的事后来怎样了？我一直挺关心，可舅舅的信里没说，这也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此后，这位舅舅好像再没和我们有过联系。要不是此次去湘东排上参观制种馆，老实说，早把这位舅舅忘得一干二净。

1987年，中科院邓景阳院士与颜龙安院士在湘东制种基地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汪曾祺先生。记得他有篇散文，是讲马铃薯的。那是上世纪50年代，汪先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他特别提到所里交给他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可惜，这部很奇怪的“作品”，因故未能出版，后来还在“文革”中被毁掉了，让他非常惋惜。汪先生还讲过他画马铃薯种块的经历，他说画种块没什么技巧，很好画，有意思的是种块画完了，便拿去烤烤吃了的情节很是有趣。他说像他吃过这么多马铃薯的人在中国怕是不多。那时候的汪先生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他60年代奉调回京那段时间，算来刚好是我的那位舅舅到科研所报到，直觉告诉我，他们很有可能做过同事也说不定。汪先生能回北京，据说和《芦荡火种》要改编成《沙家浜》有关，编剧的位置正等着他呢。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萍乡市湘东区文化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