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报国情——八百海南籍南侨机工的故事
文、摄影/李秋实
海口市南洋骑楼老街的《南侨机工》雕塑半身像
徜徉在距今有100多年历史的海口骑楼老街上,欣赏着当年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借鉴当地的建筑风格所建,具有独特风韵的巴洛克式骑楼,心情颇为惬意。当我的目光触及到街边一隅由国家一级美术师陈学博先生雕塑的《南侨机工》塑像时,心情有些起伏。《南侨机工》生动塑造了两位南侨机工半身像,右边人物手拿一根汽车摇把,代表了司机;左边人物手抓一把扳手,代表技工。刚毅的目光,挺拔的身躯,表现了年轻的南侨机工把炫丽的青春和满腔的热血,铺洒在滇缅公路上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渐渐地,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这尊塑像仿佛把我拉回到七十年前那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带回到尘封已久的悲壮岁月……
弃家卫国好男儿
1939年,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只有僻处大西南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仍然畅通。国内几乎所有的援华物资和军火只能依赖这条“抗战生命线”输送。
然而,当时国内掌握驾驶、维修技术的人却是凤毛麟角,爱国侨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受国民政府之托代为招募所需人员,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救国。报效祖国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华侨,1939年2月至10月间,共有3200多名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响应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抛却南洋舒适、优渥的生活环境,辞别亲人,踏上回国抗日、报效祖(籍)国的抗战之路。他们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弥补了滇缅交通大动脉上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在3200多名南侨机工中,原籍海南的就有800多人,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让陈嘉庚倍加感慨:“海南地方不大,但参加的人数多,这说明海南华侨是对祖国最关心的,是最爱国的,最革命的。”
南侨机工被分为17个大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装上货物从缅甸腊戍出发,开往终点云南昆明,单程一般要走7天左右。车队司机们白天开车,晚上在驾驶室里睡觉。由于他们大多开的是道奇汽车,所以,许多机工幽默地称之为“道奇旅馆”。有时,白天遇到敌机轰炸,机工们利用地形将货车隐藏起来,夜里再关着灯摸黑行驶。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3200多名回国加入抗战洪流的爱国青年南侨机工,最终有1000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疾病牺牲在了这条无比艰险的浴血滇缅路上,其中海南籍有400多人。但是,这条抗日生命线却始终保持畅通。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国军力变化的数据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增强了,其中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这显然与滇缅路上日夜奔驰的南侨机工密不可分。
当年,有一首《南侨机工之歌》颇为流行——
三千先锋机工队,百万海外赤子心。
滇缅公路穿梭急,抗日战线运输兵。
弃家卫国好男儿,舍命击寇真精英。
前曲悲歌千滴泪,青史勿忘嘉庚情。
踊跃从戎赴战场
这些南侨机工刚刚回到祖(籍)国时,很多人都还穿着西装,头发梳成当时最时髦的大背头,油光水滑的。而当他们加入“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后,开始适应用农田里的水洗脸刷牙,吃馒头就咸菜,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地板上,与原来在南洋喝咖啡、吃咖喱的舒适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骑楼老街展示馆内景
滇缅公路是一条“死亡”之路,每一个南侨机工都要闯四道生死关——“路险关”“雨季关”“瘴疟关”“空袭关”。滇缅公路上崇山峻岭,迂回重叠,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弯急,加之铺设的是弹石路,滇缅公路路况极差,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一到雨季,路面泥泞不堪,常常止不住地溜坡,塌方险情,屡见不鲜;滇西至缅北一带,是世界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加上日机的狂轰滥炸,几乎每名华侨机工,都有一段出生入死的传奇经历。
王文松祖籍海南万宁,原是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每月收入新加坡币二百余元(折合国币近700元),薪水优厚,且有老母、妻儿。然而,当祖国需要机工的消息传来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他放弃了颇有前途的工作,发动了十几名机工同乡,携带数箱修理工具和机器,毅然回国。他被分配到中国在缅甸设立的仰光汽车修配厂担任副厂长,负责装配即将在滇缅路上运送物资的汽车。美国工程师给的计划是一周6个人一组装完一辆卡车,但他发挥技术特长,和机工们夜以继日,竟然一组每天装完4辆汽车,其高质高效令美国工程师啧啧称奇:“南洋华侨真了不起!”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特地写进了他的事迹。
陈昭藻出生在海南文昌,16岁时,因家中生活贫寒,到新加坡(当时的马来亚)去投奔哥哥。20岁时,他便具备了相当熟练的机械维修及汽车驾驶技能,并在那儿成家。1939年,当他得知招募机工回国抗战的消息后,便与二十多名海南同乡一起报了名。当时,征召服务团有年龄限制:20岁-40岁。陈昭藻当时已39岁,他怕报名后落选,便把年龄改成32岁。那时,他在新加坡的妻子已经病故,只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为了回国支援抗战,他买了张船票,把女儿送回海南交给孩子的祖父照顾。他和王文松一起被分配到缅甸仰光的汽车修配厂装配汽车。半年的苦战,近千辆美国道奇、欧姆汽车逐批装配完工,由火车经仰光运到腊戍,及时地投放到滇缅公路的运输前线。在仰光的任务完成后,他受命调往国内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第八修理厂,抢修滇缅公路上受损的车辆。此后,他一直奋战在滇缅公路上不同的汽车修理厂,抢修待发的车辆,直到抗战结束。
谢川周是海南万宁人,14岁时和哥哥远离家乡闯荡南洋,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8岁时,他响应侨领陈嘉庚的号召,和哥哥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被分到西南运输第九大队三十二分队任驾驶员,后加入西南运输处华侨先锋队。他在滇缅公路上跑的是最险最难走的一段路,就是从畹町到保山运汽油。那时的道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就坑洼不平,加上山高路陡,车子要么打滑,要么就陷进泥里。他后来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车厢里装上两块厚木板,每当路面被冲坏或塌陷时,就把木板垫在路上,再小心地开过去。后来,他的这个土办法还推广到了整个车队,很多司机行车都带着木板。有一次,他开车到下关后染上了疟疾,全身打摆子不得已住进当地医院,医生要求他住院一周,他一听急了,第二天稍好点儿就偷跑出医院,带病把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1942年4月的一天,谢川周从缅甸八莫拉上一车的军用物资赶回国内。途中,才得知云南勐汝已被日寇占领。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为防止军需物资落入日军手里,他果断地将汽车坠入山崖。随后,他跟随大批难民,经过18天的艰难跋涉回到云南腾冲。这18天当中,有15天没有吃过一粒饭,全靠野菜和凉水充饥。
谢章农,原名谢锦善,1919年出生在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1934年跟随母亲南下漂洋过海和父亲团聚。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传宗接代,父母不同意他回国参加抗日。于是,他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谢章农。因为所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终于如愿以偿。有一次,他亲眼看着一辆装满油料的车,因为急转弯的时候轮子打滑,而翻下悬崖,在坠落过程中车辆打了约十个筋斗才摔到悬崖底下。他自己也有一次踩急刹车时车子差点摔下悬崖,幸亏旁边有一个土坎挡住了。他下车一看,大半个车头都已经伸出悬崖之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海口南洋骑楼老街风貌展示馆
王诗伟年16岁时从海南去往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初当驾驶学徒,而后驾驶巴士十多年。当获悉陈嘉庚先生号召机工回国服务时,他已经28岁,且已结了婚。为响应号召,他毅然辞掉了工作,抛下怀有身孕的妻子与只有十个月的长子,志愿加入南侨机工队伍。在西南运输处集训一月后,他被派到广西南宁总部第十五大队三十五中队,负责桂越公路上的运输,主要是运输军事装备、医药、粮食及衣物等。当时,日本空军日夜沿着该条公路炸个不停,他们车队的车被炸弹炸毁了两辆,被烧掉多辆。他们被迫从日间改为夜间行驶,由下午6时30分开始,行到翌日清晨6时半,然后将车停放在山边石洞,用树叶来掩盖,以免遭日军发现。日本空军入境时是低飞的,他们是使用机关枪向地面扫射。王诗伟为了闪避扫射,就不断地在地上翻滚,多次平安脱险。
印尼华侨周开定是海南定安人,本来已经年过40,不符合机工条件,却改小了年龄回国,在滇缅路上运输军需物资。周开定当年在驾车翻越三台山时,突遇狂风暴雨,天黑路滑,突然,公路边一棵巨大的倒树压下来,正好砸在了驾驶室上,将车死死压住,周开定受了重伤,倒在方向盘上。为了保住一车军用物资,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持续不断按响汽车喇叭,发出阵阵揪心长鸣。等当地的景颇族群众赶到救援时,周开定却已经离开了人世。第二天,得到噩耗的周开定的战友们买好棺材,赶去为周开定收敛尸体。景颇族群众悉心守护着满满一车珍贵物资,没有人拿走一丝一毫,完整地归还给运输大队。
每个南侨机工,都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每个南侨机工身上,都有一个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故事。
飘洋过海南洋寻夫
这个“飘洋过海南洋寻夫”的故事,就发生在南侨机工王云峰身上。
家乡在琼海乡村的王云峰,1916年生。1936年,因生活所迫,他告别了妻儿,由海口搭船赴新加坡谋生。1939年8月,基于爱国热情,他响应陈家庚的号召,前往筹赈会报名。可是,筹赈会要招的是能够从事抗战运输的司机,没有技术的不录用。第一次报名失败了。他不甘罢休,于是,与几个好友凑了一笔钱,合租了一辆小包车,到公园草地上学习驾驶。他们还请了一个马来人当教练,大家轮流学习开车。由于大家胸中燃着抗日烈火,争分夺秒的学,结果学得很快,短短时间大家都“出师”了。经过体检、驾车考核,终于批准他参加南侨机工第九批回国服务团。编入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第九大队,在滇缅公路上投身抗战运输。
王云峰的车队要经常穿行“烟瘴之地”的原始森林,毒蚊横虐。有一次,他被叮上了,随即发生了严重的“寒热症”,幸亏战友们及时给他敷用“金鸡钠霜”,才从死神那里夺回生命。王云峰真正的死里逃生是1942年5月,滇缅公路“大撤退”时的遭遇。在撤退途中,滇缅公路上人车混杂造成堵塞,南侨机工驾的车像蚂蚁在爬行。临近惠通桥,可以看到日寇从腊勐山上用大炮对准惠通桥轰击。桥的两侧已布满炸药,随时准备引爆以阻止日寇的追击。王云峰刚把车开过惠通桥不久,就传来惠通桥的爆炸声。当时,许多机工战友与无数难民,来不及过桥,都落入日寇魔爪,少数人侥幸泅水过江,大多数惨遭杀害。他有幸脱险,但汽车出了故障,只好徒步翻山绕道回到保山。
海南岛沦陷后,不知丈夫已回国的王云峰的妻子李雪莲,把大女儿留给王云峰的母亲抚养,自己带着幼儿王诗琼,千里迢迢来到南洋,千方百计寻找丈夫的踪迹。找不到丈夫,盘缠又已用完,不久,日本侵占了新加坡,母子俩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为了保住王家唯一的血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雪莲只好与一位同为琼海籍的老乡孔宪兴结合。
在惠通桥爆炸中幸存的王云峰同伴因找不到他,便以为他牺牲了。王云峰在海南的老母亲听说后,不知流了多少泪水,在村子旁边给他立了一个坟墓,因为他是客“死”他乡,还按照当地风俗为他招魂入祖归宗。
海口南洋骑楼老街
1951年,王云峰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他受伤回到祖国养伤。恰巧,他正在中学读书的大女儿,在嘉积街头扭着秧歌迎接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归来的两位英雄时,没想到其中一位英雄就是自己“死而复生”的父亲。
当王云峰得知自己回国后,妻儿却千里寻夫到南洋,至今生死两茫茫时,伤心不已,于是,他多方托人查询妻儿的下落。
此时仍在新加坡的李雪莲,已生了三个儿子。得悉祖国解放,再次怀孕的她跟孔宪兴提出,想回国看看。她回国不久又生下一女。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后,在返回新加坡之前,她回到王云峰的家,打算在王云峰坟前上支香、摆点供品、哭诉衷肠。哪知道,竟意外碰见日夜思念她的丈夫王云峰。夫妻相见,悲喜交集。一边是感情深厚的结发丈夫;一边是在自己患难时收留自己并共同生育四个孩子的再婚丈夫。是与王云峰破镜重圆?还是带着四个孩子回新加坡与孩子生父团聚?此时的李雪莲陷入痛苦的两难选择的境地……出于对新中国的向往,出于对王云峰为国家、为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敬仰,她做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之后,通过法院,往新加坡寄去一封与孔宪兴解除婚姻的通知书……
岁月的流转湮没不了尘封的记忆,当年回国抗日救亡的800多名海南籍南侨机工,健在的人已屈指可数。但他们对祖国的英勇和赤诚,会永远铭刻在海南人民记忆里,他们是海南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听当地人讲,骑楼老街是海口城市的历史文化名片,也是海口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和对外交流展示的窗口。很多从南洋回国祭祖的老华侨们在回到海口的时候,总是会到骑楼老街中转转,给身边的朋友和孩子们讲讲这里当年南侨机工的传奇。我不知道,当我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否有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