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他的故乡，若所有人的故乡都变得一模一样，故乡又在哪里？

因缘际会，到了广东省博罗县罗阳街道观背村。

知道博罗是因为罗浮山。知道罗浮山，还是因为那首“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诗是父亲教我背的，在一辆摇晃的绿皮车厢上。我大约六七岁。父亲买了一小袋香蕉，用报纸包着，搁在茶几上。我一根根地吃着，父亲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我第一次吃到了香蕉，真的，那时脑子里面的一个念头仍然完整清晰地保存至现在——菩萨啊，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就想啥时能吃上一颗荔枝，想得要命。

我是到了很多年以后，才想起父亲一根香蕉也没有吃。他老人家教会我背诵这首诗后，就一直保持着一个固定的姿势，默默看着我，眼神是那样专注，就好像我是他的魂灵。

我也是到了很久以后，才真正读出了这首诗里的诸种人生况味，有苦闷与悲伤，也有平静与豁达。

观背村不大，是千年古村，据说曾经是环境脏、秩序乱、社会治安差的藏污纳垢之地，“在县里拦‘摩的’到观背村，都没有司机敢来。”2014年，一个叫陈湘的能人来到村里担任村第一书记，决定“文化立村”，把一个中国的普通乡村逐渐改造成日益“文艺”的网红打卡地。

确实不错，整个村子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是村容，更是这个村子的魂。我愿意在此盘桓停留数月，也许更长时间。工作之余，在两侧墙壁上多绘有壁画的村巷小路上走走；走倦了，随意步入某间布有竹篱花架的客栈喝杯茶，听一下村民的吹拉弹唱，参加他们的汉服秀；又或者去陶艺馆做点什么，去武当别院蹲一回马步，去图书馆消磨一个下午，所谓：赌书消得泼茶香， 偷得浮生半日闲。

真正令我感兴趣的是村子里的两个年轻人。

一个叫谢莉莎，一个叫周惠康。

谢莉莎是村里的讲解员，湖南妹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呆了一段时间，就到这村子里来了，才来数月。她叔叔是村里人。这是缘起，但非主因。“为什么要到观背村呢？“我们并肩站在古树下的石桥上。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洒落在她的五官上，像一个青涩的梦境。我看她，她看桥下的流水。她的样子让我想起沈从文笔下的小翠，美丽生动，不无羞怯。她刚做讲解员不久，是志愿者，还不懂得用场面话搪塞，迟疑着小声答道，“深圳太快了。我想慢一点。”她用了半个小时来解释这个慢，倒并非一种对文艺生活的抒情想象，也不是说“慢一点就能找到自己”，关键词在“我想”——是我在掌控我的生活。我不是个“齿轮”。并且这种生活与自然有某种相对直接的联系。比如此刻……她环顾了一眼四周，随手摘下一片草叶，“在深圳会被人说成是损坏草木的，这里不会。”

我想我是听明白了。她对“自我”的渴望，对“什么是人的自由”之践行，超过她的许多同龄人。她说得还不够准确，但没关系，假以时日与更大的机缘，这个观背村或许就是她的《瓦尔登湖》。

谢莉莎让我好好地写一下观背村。“它是真的。”这个感觉敏锐的女孩似乎注意到什么，语气里有了分辩，也有自豪。“陈书记当年是把县里的作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都请过来了，请他们在观背村安了一个家，观背村才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她说的真，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子确实不同于我在许多地方见到的以某种文化遗存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村落，更不同于那些被资本与商业过度开发的村落，丰富的人文背景与百姓日常混为一体，各种空间尺度看似漫不经心，却层次分明，细致迷人。人是这个村落的一个有机体，行走坐卧，皆是风景。

周惠康就是当年陈书记请来的画家，观背村的第一张壁画即出自于他的手笔。本地人，我的同龄人，黑瘦，颌下有一小撮山羊胡子，眼神却亮若晨星。我们在饭桌上聊起观背村的这个“真”字，颇有一见如故感，一致为这个村子的生机勃勃惊奇不已。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画。确实是好，水彩静物内部隐有万千霞光透出。我都能听到画里传出的“轰隆隆”响声。“我对色彩永远感到饥渴”。这个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眯起眼，点燃一根烟，“但只有在乡愁里，我才能见到真正的色彩。所以我来到观背村。”

我理解他在说什么。比如为什么他要回到故乡，寻找乡愁。如果说乡愁曾只属于漂泊异乡的游子，今天，它已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普遍情感，是人们对那个不可挽回的古典农耕社会的追思与眷恋。也正缘于此，他的画才会有这么多的对当代精神的指认。他的乡愁不同于余光中的乡愁，包含了一种现代性及在场感。他笔下那些接近于透明的热烈色彩，近似于水流动的韵律、那份“伸出手指触摸得到温度和湿度的真实”，不仅包括了过去，也是当下人之生活的展现，同时还是他对诸多问题的诠释与严肃思考，是在“画所思”。

“我是谁？我是哪里人？”

谢莉莎在观背村提问，周惠康在观背村回答。

我喜欢他们，喜欢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火。

我与周惠康说起父亲当年在列车上教我背苏轼《食荔枝》的往事。他哈哈大笑，说这是一个可以入画的好题材。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我期待着“眼见为实”的那天，也期待着来年夏日能有机会再到观背村，与这两个年轻人一起吃上几颗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荔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