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的形神风貌常与她/他的写作风格互为表里、密不可分。而在诗歌当中，这种“知人论世”的方法往往更加微妙独特、深刻幽微。这一点，让我在读到《下南洋》书后姜涛的推荐语，说“杨碧薇的诗句热烈洒脱，本身就如热带的植物一般丰沛”时，感觉这更像对作者本人的形容——碧薇本人亦是热烈洒脱，形神都有热带植物式的灿烂、妖娆、丰润。但这种抓人的气韵和夺目诗风，并不会令她的写作有错彩镂金、雕栏玉砌之感。相反，她“修辞立其诚”的抒情意识，以及质朴、真挚的叙事态度，都使她妩媚多姿的诗句变得分外“质实”，成为了文字的血肉而不仅仅是妆容。

在姜涛的推荐语中，有个自带学术空间的表达，即“南方本位”的文化意识——这其实是一个颇可探讨的当代诗命题。但是，碧薇所书之南方与当代诗人惯于凝视、汲养的南方，其“南”度是不同的。当我们讨论“南方本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或文学传统时，我们往往讨论的是江南。比如柏桦，拿写博士论文一样广博纤细的劲头写冒辟疆和董小宛，说这部长诗是要“献给美丽的江南”。或者另一位江南写作的代表诗人朱朱，写李煜、写柳如是、写扬州城，可以说用词语建造出了一座“江南共和国”、“文明的七宝楼台”。朱朱写李煜的《流水账》中有一句：“并没有失地需要收复/江南不过是一张用熟的意象表”，这句话也可用来比喻江南在汉语尤其是汉诗传统中的位置——精致脆弱的王朝、丰赡优美的典故，可以勾起无限文化自信与自怜的记忆与想象。这是在汉语诗歌中已被沉淀、抚摸过无数次的“长江流域”之江南。

而碧薇所写的江南却是珠江流域，甚至是湄公河（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这种已经流出汉语领地的江河之南。这与她在云南、广西、海南等地多年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而这种从个体经验中蒸腾而起对南洋地理、人文的充沛感受，在汉语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学书写中已属少见，如此成体系化的“游记”组诗（碧薇曾说想把诗歌篇目中提到的地点按旧时下南洋的地理路线编排，后因不想让读者偷懒，遂作罢），更已然有了填补空白的意义。但这种细思之下十分“野心勃勃”的文学实践，却未被碧薇写得粗枝猛叶、气喘吁吁，反而是深情款款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女性甚至阴性化的“下南洋”，作者以其饱含体温的文字，同热带气温呼吸相闻。

作为旅行者，诗人在同南洋所遇之人的交集里，格外关注“汉语的命运”，以及汉语传人的命运。《苏门答腊的忧郁》写作者同一位祖籍福建的印尼男孩的交流，直白呈上的对话已极具真情深意：“我有汉语名字，阿华。父亲说，是中华的华，怎么个写法，我也不知道了。”女诗人对他说：“我是汉语诗人。让我来想象一下，如果你也能，用更深的汉语来思考问题……”对方问她：“什么是更深的汉语？”她仰起头：“就是万紫千红的、出生入死的、情深意重的……和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的汉语……”已不识汉字的华人后裔自然无法领悟这番拌入康德调料的丰厚的汉语美感。

而在《万象青木瓜》中，一位东南亚“周游列国者”对女诗人说：“我没见过雪，但并不好奇。雪是一种妥协的中间物。你的北平，对我来说太遥远。”这种已被浪迹百年万里的母语和雪意，我在生活中也确有实感。高中时，我很爱打辩论赛。很多国际华语辩论赛都是在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举办的，而马来西亚是辩论实力最强的地方。个中原因便是，大马华人在从政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于是，便以强调母语身份、创建华文独立中学等等方式传承汉语、强化民族认同感。因此，华语辩论赛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学生活动，更是确立种族认同感的一种方式。这都是我当年的马来西亚朋友跟我说的。

而确实有一个大马男生跟我讲过，他从没看过雪，他为了看雪在冬天来了好几次北京。有一天晚上，我跟他在南锣鼓巷夜游到了两三点，然后，我问他接下来干啥？他说他想看升旗。他说他的爷爷就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每逢中国阅兵时，他爷爷都会指着电视跟他讲，这是他的“故国”。后来，他真把那一天的升旗录下回去给他的爷爷看，而陪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在天安门看升旗也成为了我终生难忘的一段记忆。因此，读到碧薇这些关于汉语“境外命运”的诗句，我心底格外震动。我知道，她处理的是一个极其沧桑且深情的问题，而她确实也出色地用叙事、对白撑起了这一段“有情的历史”。

杨碧薇诗歌感发人心的力量还体现在，她不是在观看地理景观、观看离散故事，而是直接把自己的命运置放进了异域对象的命运之中。《开平碉楼女人像》这一首便写出了一种陈奕迅唱的“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莫非今生原定陪我来，却去了错误时代”的怅惘与同情。她从这座中西合璧、文化意涵高度复杂、荟萃的建筑群中捻出了一个“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商人妇形象，而这个商人妇叫“杨小姐”，她的私塾先生叫“敬老夫子”（杨碧薇博导是敬文东），这种种安排不仅是戏笔，更是一个有情有思的旅人，和早已无语无言的历史遗迹间，最恳切的对话。它在令人莞尔的同时，更令人叹息。依我看，娴熟完整的表达、妥帖缤纷如热带花卉的修辞，都不是《下南洋》一书最悦目动心的地方。它最宝贵之处是一种可以褪去一切修饰的真诚。既有对南洋诸群体及个体的真诚，更有对汉语的真诚。

这种对汉语的真诚，亦是对一个诗人而言比“南方本位”更“本位”的一种意识。这种真诚的、体验化的写作，在我最喜欢的《再写西贡》一首中体现得尤为彻底。我对这首诗分外喜爱，因为它惊人地写出了我一直想写的和我确实曾经经历的——杜拉斯《情人》与自我成长的关系。可以说，在王小波的宣传和电影的推广下，《情人》成为了相当一批“泛90后”文学青年的启蒙性读物。不仅女主穿着、著名桥段和湄公河意象被彻底经典化，甚至小说都具备了某种“生活指南”的意味。这是一种隐秘流窜于一代文青间的“热带季风性文学启蒙”，正如刘小枫大书特书《蒲宁的“故园”》《记恋冬妮娅》一样，那代人或许有着同气连枝的“亚寒带文学启蒙”。

与针叶林高贵、冷峭的文学不同，我和碧薇这一代共享的，可能是肉身袅娜、水汽氤氲的热带季风性文学启蒙。这种七窍凿在方方面面，如碧薇诗中最性感透辟的一句话：“在人群中，我思想的初夜先于身体降临”——这句话，我以为是一语写出了千万文学人“被启蒙”时刻的生命体验：震惊而又私密，破碎而又美丽。这首诗是高度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但诗往往就是在高度自我的书写中完成了高度的普适。我认为全诗气韵流转最漂亮自如的一句：“是时候回去看看了，回西贡，回越南，回时光长乐处，回到故乡下雪的窗前”，语言流风回雪般轻逸地转动了时间与空间。众所周知，西贡下雪是很罕见的。杨碧薇在此自然甚至本能地调动了古典诗歌的资源，而南洋的异国情调、离散往事，也在她语言的追忆弧线中达成了一种“还乡”般的完满。

张枣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在追求一种汉语之“甜”。而我以为杨碧薇的写作，时常咀嚼、抿拭着一种唇吻中的“汉语之咸”——这是海水之咸、泪水之咸，亦为馥郁如花香的爱欲之咸。但更多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汉语之诚”。她把自己对汉语的外语的、南方的北方的阅读经验深深地吸纳进了自己的肉身，让这些文化记忆或文学传统随着阅世的脚步，在体内浩荡生长，再吐露为一叠叠语言的潮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