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在网上浏览，偶然发现一张祖父的照片被拍卖，颇为惊讶与感慨。这是一张我从未看到过的照片。照片上的祖父全身戎装，理平头，留八字胡，目光威严（见下图）。两侧还有他的亲笔题字：“安德河先生惠存，王时泽敬赠。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摄于青岛。”并钤盖了一方印章。

作者祖父王时泽像。摄于1935年，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拍卖信息有作品简介：王时泽像。拍摄于1935年任青岛公安局局长时，赠予安德河先生的珍贵肖像。粘于卡纸上，品相尚可。

王时泽（1886—1962），湖南长沙人，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与近代民主志士秋瑾等人关系密切，秋瑾的豪言“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正是出自她写给王时泽的信中。

看来拍卖者对祖父的背景还有些了解，秋瑾给祖父的信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史料。而我，却对照片上题赠的安德河先生产生了兴趣。看上去像个外国人的名字，但不敢肯定。于是，当即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拷贝下来，并打电话询问在北京的表哥陈漱渝，问他是否知道安德河乃何许人也。表哥大我近十岁，且写过多篇有关祖父（即他外公）的文章。果然他清楚此人。他告诉我，安德河是个德国人，是当年祖父为青岛市公安局聘请的警犬教练。另查网上相关资料记载：“作为德国前殖民地的青岛市公安局也聘请德国人安德柯（河）帮助训练警犬，至一九三○年开办警犬训练班，培训一批警犬技术人员分往各地。”如此看来，祖父与这位警犬教练私交还不错，以至赠签名照片给他。

但这张“民国二十四年”赠送给安德河的照片，为何于80多年后在中国被拍卖，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祖父于1902年秋考入善化学堂（按：善化县于1912年并入长沙），受名师皮鹿门先生之教，得知世界大势。其时，黄兴等人在湘提倡革命，祖父耳闻其说，深感中国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而清政府昏庸，因之在同学中屡屡慷慨陈言：“非自强无以御外侮，非排满革命无以图自强，非唤醒同胞无以革命。”终因言论偏激，年少莽撞的祖父于1903年冬被校方除名。幸得学董俞藩同先生资助，于1904年春赴日本留学，其时尚未满18岁。

诚如拍卖信息中所言，祖父留学日本后，在一次湖南同乡会上结识了秋瑾。两人意气相投，很快成为至交，且以姐弟相称，多有书信往来。并且共同在日本建立了反清秘密组织“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并歃血为盟。祖父本人在《回忆秋瑾》一文中曾有生动记述。入会者除祖父之外，还有秋瑾、刘复权、刘道一、仇亮、龚宝铨等十人。按照洪门的会规，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入会宣誓开始，主持人梁慕光手持一柄钢刀，架在祖父的脖子上。梁问：你来做什么？祖父答：我来当兵吃粮！梁又问：你忠心不忠心？祖父答：忠心！梁再问：如果背叛，怎么办？祖父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十人依此例一一宣誓完毕，梁慕光跟冯自由各站左右，扯开一条两米多长的横幅，上书“反清复明”四个大字。宣誓人先在横幅下面鱼贯穿行，而后另燃一堆篝火，宣誓人从火上跃过，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杀一只大公鸡，歃血盟誓，算是仪式结束。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祖父与秋瑾及其他三合会的成员均转入同盟会。

更令人叹服的是，1905年暑假期间，年仅19岁的祖父由东京回国省亲，居然说服了一直居住在长沙的曾祖父、曾祖母及其兄王时润随他一起去了日本。但曾祖父不适应日本的生活，很快就回国了。哥哥王时润则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学。王时润学成归国后，曾先后在清华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任法学教授。

1909年10月，作者祖父就读日本橫须贺炮术学校时留影

作者曾祖母谭莲生像，1906年左右摄于日本东京。可见曾祖母所穿为日本和服。其时与秋瑾一起就读于东京东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两人同居一室

秋瑾因与祖父结为姐弟，在东京见到祖父的母亲，当然非常高兴。且与她多次谈到男女平权、女子要受教育的问题，怂恿曾祖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在秋瑾力劝之下，曾祖母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并与秋瑾一起就读于东京东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那时她已经43岁，与秋瑾同居一室。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到劳动的事情，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曾祖母操心费力。曾祖母也多次向祖父谈及，秋瑾在学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过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直至曾祖母再三劝导，方才停笔。

后来，秋瑾回到湘潭王家探视子女，并告其夫说：我已以身许国，今后难再聚首，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居住几天，即行返浙。秋瑾回湘潭，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通泰街忠信园祖父的家里。其时曾祖母已经回国，在周南女校教书。祖父六岁的侄女孟明（伯祖父王时润之女），看见她穿的长袍马褂，一派男装，称之为“秋伯伯”。

民国元年(1912年)长沙版《秋女烈士遗稿》书影，系王时泽亲自编辑出版并为其写序

秋瑾的就义，也更加坚定了祖父反抗暴政、推翻封建统治的决心和信念。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年仅26岁的祖父毅然回国，在上海策动了海军舰队的起义。祖父面对当时的“上海临时总司令”李燮和慷慨陈词：海军不起义，上海光复的成果就不能保证，烈士们的鲜血就可能白流！

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黄海贝女士在《王时泽与辛亥前后的中国海军》一文中，对祖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载2008年第四期《传记文学》）：“王时泽策动驻沪海军起义成功，不但改变了上海的革命形势，而且对清王朝的海军舰队产生巨大影响。此后，镇江、南京和武汉的海军先后效法驻沪海军，宣布易帜，投身革命。这一连串的起义打击了清王朝的气焰，彻底改变了长江沿线的形势。论说起来，王时泽策动的上海海军起义真是首功不可埋没。”

1912年秋瑾就义五周年之际，祖父曾在长沙出版《秋女烈士遗稿》，并为之写序。此版本如今已极罕见，坊间有人将其称为“长沙本”。汨罗藏书人陈吉于2015年曾撰《湖南汨罗市发现民国元年长沙版〈秋女烈士遗稿〉》一文，若所述史料属实的话，《秋女烈士遗稿》现今存世仅三册。

祖父后来著文回忆：“民国元年，烈士之子王沅德与湖南各界人士谋在长沙立秋女烈士祠，并发起追悼会，公推余经办其事”，“我除主持建祠事宜外，并将辛亥前陶成章在东京交给我保存的烈士诗词手稿编为一集，以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名义出版，题名为《秋女烈士遗稿》”，并为此书写序《秋女烈士瑾传》，称誉秋瑾：“洵可谓革命巨擘，巾帼英雄。虽法之罗兰夫人，俄之苏菲亚，又何以复加哉！”

我在《书屋》做编辑时，也曾在2000年第七期上刊登了株洲谢文耀先生所写《得而复失的〈秋瑾集〉长沙本》一文，此文也详细记载了《秋女烈士遗稿》出版的情况，并多处提到祖父。文中还具体说明《秋女烈士遗稿》刊行于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版权页上署有“长沙秋女烈士追悼会筹备处发行，长沙南阳街振华机器印刷局排印”等字样。这样看来，南阳街的确早在清末民初时即为一条以书局、印刷局为特色的老街了。

另据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撰写的《王时泽与〈秋女烈士遗稿〉》一文披露：1912年7月19日（阴历六月六日），为秋瑾就义五周年纪念日。此前，浙江与湖南两省已开始为秋瑾灵榇安葬何方发生激烈争执，背后则隐含着对民国革命史政治资本的争夺。在此背景下，民国肇建后，首次在长沙举行的秋瑾追悼会格外隆重盛大。会场设在秋女烈士祠，现场实况，各报多有记载。综合《申报》与《民立报》通讯可知：“由公推临时会长王时泽君报告开会次序”。

追悼大会正厅内亦悬挂有祖父所撰挽联：

秋雨秋风女豪杰为国殉难

新元新纪革命党立庙昭忠

最后一个事项则是“散会后有事务所办事人发《秋女烈士遗稿》，为纪念品，各来宾争取一空”。由此可以知晓，长沙追悼会的主持人正是祖父王时泽，《秋女烈士遗稿》亦是作为此会的纪念品而编印、散发。祖父之得以被公推为秋女烈士追悼会临时会长，自然是因其为秋瑾在湖南的知交。

1955年，秋瑾之子王沅德病危，临终前将秋瑾遗照数帧及《秋女烈士遗稿》一本托付给祖父保存，以为纪念。祖父随即转赠湖南省博物馆。现在看到的一些秋瑾遗照即来自于此。秋瑾在赠女友徐寄尘诗中，有“惺惺相惜两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句，我以为祖父跟秋瑾的友谊同样达到了这一境界。

至于祖父在青岛的历史，则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无意间在网上发现被拍卖的这张照片，所以尤显珍贵。凑巧的是，不久前青岛友人李洁又从微信上转发给我一张照片。据他说，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崂山北九水。上面五个人，从左至右为宋美龄、孔祥熙、沈鸿烈，第四者不知何人，但第五人身着军服，蓄八字胡，他问是不是我祖父。我看着有些像，但不能确认。随即李洁又转发来一条微信，说照片中确认第四人叫邢契莘，时为青岛市工务局局长，最右者即是祖父王时泽，时为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从北洋政府至民国政府时期，祖父曾辗转于国内多个城市担任不同公职。尤以在哈尔滨任东北航务局局长兼东北商船学校校长的时间为久。但就我而言，值得特别纪念的是青岛。因为我的父母是在青岛结的婚。

青岛在民国时期为特别行政市，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祖父于上世纪30年代初起，先任青岛海军学校校长，后又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均系当时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推荐的。祖父与沈是在日本学海军时的同学，也是至交。沈鸿烈对祖父多有提携。更早之前祖父在哈尔滨的任职，也是为时任东北海军总司令的沈鸿烈所荐。并且，沈亦是父母在青岛结婚时的主婚人。

我家原来有好几本老照片簿，里头就有一张父母结婚时的大照片。父亲西装革履手持礼帽，母亲一袭洁白的拖地婚纱，两边还有男女傧相和男女花童，好不气派。作为主婚人的沈鸿烈与祖父，应在其中。上世纪60年代中期，照片簿遭劫。

在相册里，就有不少父母在青岛时的照片，那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幸福时光。并且小时候我在相册里就知道了，青岛有大海，有崂山，有教堂，有总督府，有漂亮的德国人建的别墅。祖父及家人即住在八大关的一幢别墅内。

年轻时父亲喜欢照相，还喜欢在影集上题些或长或短的句子。记得在给母亲拍的一张照片下就题道：“待鸟儿的歌曲唱尽，大海也停止了翻波，我的思念也许到那时才会停止，停止在永恒的幽默里。”不知这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抄录了哪位诗人的。但另有两句“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后来知道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

幸亏“文革”结束后，父亲单位又退还了极少部分残存的照片，其中居然包括几张父母在青岛时的留影，堪称劫后余生吧。只是可惜，小时候印象深的无一张在里面。

因青岛友人微信发来祖父与沈鸿烈、孔祥熙、宋美龄等人的合影，令我产生了想去青岛怀旧的心思，同时，想请青岛诸友帮忙找找，看还有没有祖父在青岛时期的一些资料。尽管希望渺茫，毕竟已是80多年前的历史了。未料还不虚此行。青岛的友人大海捞针一般，竟然找到了若干件祖父当年的资料。

王时泽像。时任东北航务局局长兼东北商船学校校长(1922-1931)

如民国十二年（1923）的《海事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上，刊载了祖父任东北商船学校校长时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开头云：

今日为本校补行开学典礼之日蒙上将军特派宋处长莅校并承张长官及来宾诸公惠临实为本校之光荣时泽代表全校员生敬谨致谢并将本校经过情形及教育方针报告如次……

此报告中所提“上将军”应为张作霖，而“张长官”则应为张学良吧。

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东三省，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日本人要求祖父继续担任东北联合航务局总经理，被祖父拒绝。于是，日军先派宪兵至航务局将其监视，旋又派南满铁道职员岛一郎等人至航务局，诡称仓促派宪兵系保护性质，今奉令请其继续任职，同时出任航运局局长，待遇较前增加十倍，并提供其它一些优越的工作条件。且软硬兼施：“如不同意即是反抗，军部当予以断然处置。”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祖父以家小均在南方，欲回乡探亲为由，进行拖延。于当年元宵节，趁大街上民众燃放花灯之际，祖父只身潜逃出哈尔滨，径赴青岛。1932年5月，祖父由沈鸿烈推荐，被张学良派任青岛海军学校校长。趁此机会，祖父也尽力收容了不少“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关外的原东北商船学校学生。

又，据《王时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海军》一文披露，青岛海军学校分设驾驶、轮机、测量等课程，先后培养了航海生200余人，轮机生100余人，多种水兵1000余人。有的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海军骨干，而祖父的学生马纪壮、宋长治等到台湾后，曾分别担任过台湾“海军总司令”与“总统府秘书长”。

再，资料中还有从青岛市档案馆找到的一份任命书，由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签署，“行政院训令 字第四二八六号”：“任命王时泽为青岛市公安局长。”

同月16日，上海《申报》便登载了祖父出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的消息。

《申报》还于1947年刊载了有关葫芦岛商船学校校长的报道，以及祖父给《青岛警察沿革》一书所写的序言等资料。尤其有意思的是，在找到的若干资料当中，还有祖父当年给东北商船学校学生曹占荣开具的一张毕业证书遗失证明。

这张遗失证明，再次印证了祖父对他的下属及学生一贯关爱有加。在哈尔滨担任东北商船学校校长期间，祖父曾聘请了一位叫冯仲云的数学老师。王时泽在得知冯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仍一直对他进行了保护。祖父认为冯仲云会教书，且为人正派。在冯仲云的影响和培养下，商船学校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共，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抗联骨干的驾驶甲班学生傅天飞，以及后来成为第三国际情报员、著名作家的驾驶丙班学生舒群。

1934年，作者祖父给东北商船学校学生曹占荣开具的一张毕业证遗失证明

王时泽晚年与作者全家合影，1953年左右摄于长沙。后排母亲所抱的幼儿为本文作者

《王时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海军》一文亦记载，当时，日伪政权在哈尔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傅天飞也被列入了黑名单。祖父闻讯后，即把傅天飞叫来，开门见山对他说：如果你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赶快逃走，如果不是，你就坦然留下。傅天飞迟疑片刻，说：我没有盘缠。祖父当然明白其意，马上送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逃离了哈尔滨。

傅天飞后来追随杨靖宇将军，加入了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磐石游击队，于1938年3月壮烈牺牲。现代作家萧军的抗战名著《八月的乡村》，其主要素材便是来源于傅天飞在磐石游击队的亲身经历。傅天飞在青岛时，通过舒群的介绍，将其酝酿已久的“腹稿”向萧军生动讲述了一天一夜。其时，萧红也在一边听得入神，竟然忘了厨房里还在煎饼，结果烧得满屋是烟。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傅天飞，就没有萧军《八月的乡村》。

晚年的舒群也著文回忆过，当年东北商船学校虽是官费，可以养活自己，但养不了他的穷家。直到祖父帮助他去航务局做俄文翻译，家境才有所好转。但未料几年后舒群在哈尔滨也陷入险境，被迫南下逃亡。他首先选择各种势力并存的青岛作为暂栖地，主要就因为当年的校长其时已在青岛任公安局局长，而原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担任青岛市市长。他们的旧部也有不少人在这里，相对安全。

然而，由于当时山东的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舒群和地下党青岛市委书记高崧被捕。据了解，当时蒋介石钦定了三个“要犯”——高崧、倪鲁平和倪清华（舒群的妻子），要求将他们三人押解到南京陆军监狱。但最后却是倪家兄妹被解往济南监狱，而高崧和舒群在祖父及沈鸿烈的多方奔走干预下，被留在了青岛监狱。且关押条件较好，还可以看书与写作，舒群因之在狱中创作了他的成名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其间祖父还亲自探监，给舒群送去衣物。最后在祖父与沈鸿烈的斡旋下，舒群终于得以获释。

舒群出狱后到了上海，不仅很快找到了萧军和萧红，还在周扬的帮助下恢复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并且凭借《没有祖国的孩子》问鼎上海文坛并引起轰动，从而完成了从第三国际情报员到左翼作家的角色转换。

祖父任公安局局长数年期间，青岛日本侨民颇多，浪人尤其屡挑事端，与中国官民相冲突。可是，当时青岛没有中国驻军，祖父曾回忆道：“防范责任均在警察，其间所经艰苦，非笔墨所能尽述”。1936年11月，日方因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提出抗议，要求公安局进行镇压，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祖父却同情和偏袒工人，且出于民族气节，未按日方意图处分工人，招致日方不满。同年12月3日拂晓，日海军陆战队1000余人武装登陆，逮捕中国工人，并包围捣毁有排日嫌疑的青岛党政机构，且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照会，祖父因此被迫辞职。

1938年，沈鸿烈当上了山东省主席，再任祖父为山东临时行辕主任。这个职务并未经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只能算是沈氏幕僚。但身处抗战之际，祖父并不计私利，继续奔走国是。至1940年后，祖父终于脱离政界，携全家避居湖南湘西边城凤凰。但即便暂寄于宁静的青山绿水之间，仍“自‘九·一八’后刻刻未忘东北”。抗战胜利后，祖父又重新出山。先是国民政府派任在辽宁葫芦岛恢复的东北商船学校任校长，后又派任东北航政局专门委员、局长，直至1948年卸职归乡。

1951年，年逾花甲的祖父被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记得阎幼甫先生在《辛亥革命湖南光复的记忆》一文中说，辛亥革命前，湖南的革命团体和革命志士很多，但民国建立之后他们不谈往事，既不居功，也不要名。乃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想表彰功臣却找不着受勋的人。

祖父也是这样的人。他晚年与我们全家住在一起。小时候，我见过他跟黄兴之子黄一欧的交往，但极少听他谈过辛亥及民国时期的往事。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1959年，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广泛征集民国时期的文史资料，从那时起，在湖南省文史馆任职的毛居青先生便经常来家造访祖父。毛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曾经担任过湖南省省长程潜的秘书，协助黄一欧编写过《黄兴年谱》。当祖父向毛居青讲述他过去的经历时，毛居青连声说，这很有史料价值，这很有史料价值！以前从不轻言个人历史的祖父幽默地说，原来我一肚子都是屎（史）呀！

1962年正月初九清晨，祖父因突发脑溢血，在家中逝世，享年76岁。